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不确定性。首先，美国新一届政府代表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新任总统特朗普竞选时，曾标榜自己的最大特征就是深不可测（unpredictable）。当政之后，特朗普总统似乎也没有想让外界看懂自己的经济政策，许多公布出来的政策相互矛盾，不知如何贯彻。

其次，英国将进入脱欧进程，会对英国和欧盟经济产生很大影响，自然也会影响到跨国企业的投资。

另外，欧盟的主要几个核心国今年都面临大选，都面临着政府的更迭，而这几个国家的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在上蹿下跳，想乘着美国大选的东风也大显一番身手。这给近些年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与跨境投资又投下了一片阴影。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红利。从1990到2007年，全球的货物贸易额从3.45万亿美元增长到14.24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总量（GDP）也从22.54万亿美元增长到54万亿美元，贸易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还多。但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却长期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同样，金融危机前跨境私人投资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最近一些年，跨境投资速度一路下滑。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确定性太多。从美联储开始，各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在使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虽然制止了金融市场的恐慌，但却製造出巨大的不确定性。投资者不知道未来世界经济会朝什么方向发展，都只考虑短期的金融投资，因此市场的好转完全取决于新的金融泡沫。今年，除了经济发展方向上的不确定性外，又加上了许多政治动荡的不确定性。美国新政府不时威胁要发动“贸易战”，不仅威胁中国，还威胁德国。政府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如果政府决策不确定，经济政策当然不可能稳定，投资者自然变得首鼠两端。

特朗普在做房地产生意时，或许可以利用不确定性提高自己在讨价还价中的优势。他当了总统后，若继续让人琢磨不透，就会令美国经济发展前景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工业企业投资热情，从而让他做出的恢复工业、创造更多就业的承诺无法实现。

相比之下，中国的确定性要强得多。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初在参加达沃斯论坛时，重申了中国支持开放、包容性的世界经济增长，表示中国政府将继续支持更加公正的经济全球化，保证外来投资会获得公平待遇，保证中国政府的改革方向不变，中国政府政策的稳定性不变。这些讲话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情欢迎。

确定性对跨境投资和国际贸易非常重要。只有当政府的政策非常确定、未来经济发展方向非常明确时，国际投资者才能计算出投资的收益，才愿意长期投资，经济才有可能长足发展。因此，中国政府的政策确定性比起美国新政府的不确定性，优势要大得多。

但要让优势发挥出来，还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稳定货币非常重要。要吸引外来投资、特别是长期投资，金融与货币稳定是前提。而货币稳定的前提是债务规模要可控，防止债务暴涨成为金融投资的藉口。其二，要继续减少企业经营的行政成本。一方面要减少企业办事的行政手续，另一方面要减少企业办事的各种行政开支（税外缴的各种费）。这些年，中央政府虽然在下大力气减少行政手续，但某些地区却出现了官僚主义和寻租现象卷土重来的情况。因此，医治这些行政“顽疾”还须持之以恒。其三，要扩大对新技术企业的扶植力度，为它们提供更方便的融资渠道和信用。当前，不仅中国自己的新技术企业层出不穷，许多美欧的新技术企业也更看好中国市场。如果中国能为这些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确定性，它们一定会优先选择到中国来发展。

文：丁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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