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创造了一个新词汇“台湾病”（Taiwanese disease），直指在辉达与台积电的股价狂欢背后，这个岛屿正患有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经济功能失调。

什么是“台湾病”？《经济学人》以《台湾荣景的潜藏风险（The hidden risks in Taiwan’s boom）》为标题，指出台湾凭借全球顶尖的先进半导体技术，出口实力令人称羡，但同时，台湾货币政策主管机关通过长期抑制新台币汇率，来维持出口竞争，这虽能让台湾免于“荷兰病”，但反而可能造成经济严重失衡、金融风险增加，形成所谓的“台湾病”或“福尔摩沙流感”（Formosan flu）。

在 1970 年代，当时荷兰因天然气出口，大量进账的同时却因荷盾升值导致制造业衰退、经济状况陷入窘境。《经济学人》将此经济结构失衡命名为“荷兰病”，并成为后世研究资源型经济的重要指标。

2021 年《经济学人》称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如今又报道“台湾病”，虽然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但是皆成功引起各界对台湾的关注。

《经济学人》指出，文中所谓的“台湾病”，并非指经济衰退，而是一种“由政策诱导的营养不良”，也因此，台湾经济正被“四大失衡”所困。

首要且最关键的，是极度低估的汇率。根据经GDP调整后的大麦克指数（Big Mac Index）计算，新台币对美元被低估高达55%，已显著偏离台湾强劲的经济基本面，是全球最被低估的货币。台湾出口表现极为亮眼，过去 5 年芯片与服务器出口暴增3倍；2025年迄今的经常帐顺差（涵盖商品贸易与各种跨境收益）已扩大到GDP的16%，远高于2010年代的10%。在如此强劲的数据支撑下，台币的理论走势应为升值，但现实显然并非如此。

其次，是社会层面的失衡：经济增长的果实并未被公平分享。长期偏低的汇率，对依赖进口食物与能源的台湾而言，实质上加重了所有消费者的负担。弱势台币推高进口成本，其代价最终从普通家庭转移到出口商的利润上。

这也解释了台湾劳工的长期困惑：为何经济在增长，薪资却显得停滞？《经济学人》提供的数据相当尖锐：自 1998 年以来，台湾劳动生产力翻倍，薪资涨幅却远远落后。台湾人均GDP早已突破3.39万美元，超越日本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但中位数工资仅1.8万美元，较日本低1万美元之多。更具冲击性的是，衡量工人报酬的“单位劳动成本”，同期间竟下滑 25%——这说明，出口赚来的真金白银，没能流进普通上班族的口袋。

第三个失衡，显现在资产价格的泡沫化。为了维持低汇率，台湾货币政策主管机关必须持续在外汇市场购入美元，向金融体系释放巨额的新台币流动性，并长期压低利率。这些找不到去处的过剩资金，最终大量流向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台湾房价所得比的攀升轨迹，与外汇存底的累积轨迹高度相关。自1998年以来，台湾房价上涨了4倍。目前台北的房价所得比中位数已达16倍，其负担压力甚至超过伦敦与纽约。

最后，是潜在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巨额的顺差资金总要有去处。报道指出，近年来台湾货币政策主管机关为降低干预色彩、避免被贴上“操纵汇率”标签，部分顺差资金被巧妙引导至寿险业，再由寿险业投资海外（主要是美元资产）。

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结构性弱点：寿险公司以“新台币”计价的负债（保户的储蓄），却依赖“美元”计价的资产来支撑。这种“货币错位”极度危险。一旦汇率出现剧烈变动，例如新台币被迫快速升值，寿险业的资产负债表将遭受重创，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既然风险越堆越高，为何这样的政策仍能延续？《经济学人》归纳了两个主因：一是台湾出口制造商给了政府庞大压力，这类企业约占台湾制造业就业人数约 70%；二是台湾货币政策主管机关在台湾独特的政治地位。台湾“央行”多年来非常担心所谓的“荷兰病”，且由于台湾“央行”上缴的款项占政府总收入 6%，远高于发达国家（地区）的平均水准 0.4%。这种不寻常的财政依赖，赋予台湾“央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尽管台“央行”否认干预、声称只是“顺应风向”以维持稳定，但外汇存底从 1998 年的 900 亿美元，飙升至今日的 6000 亿美元（占 GDP 72%）的轨迹，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经济学人》建议，台湾必须着手拆解这套过时的经济架构，应逐步放松对汇率的控制，规划一条可预期、可管理的长期升值路径。转型过程必然痛苦，那些依靠汇率补贴的企业将面临裁员或倒闭，寿险业也将承受冲击。

但这些冲击并非不可管理。台湾政府财政相对健康，有本钱协助劳工转型。唯有如此，台湾的普通民众才能真正分享到出口奇迹所带来的甜美果实。《经济学人》点名，新加坡与中国大陆过去都曾尝试类似做法，意即在管控资本流动与金融风险的前提下，让货币在数十年间稳健升值。

针对《经济学人》的文章，台湾货币政策主管机关11月14日晚间作出5点说明反驳。文中指出，影响汇率的因素众多，汇率是由外汇市场供需决定，并非单一商品价格所能衡量；金融自由化以来，跨境资本移动是影响新台币汇率升值或贬值的重要因素。第2，过往《经济学人》已坦承大麦克指数不适合用来评估一国汇率是否高估或低估。

至于房价高涨，台“央行”表示虽然低利率环境可能助长资产价格，但并非是造成房价泡沫的唯一或主要原因。最后，薪资增长缓慢是全球许多先进经济体共同面临的现象，它与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市场的供需状况等因素有关，并非仅是汇率政策的单一结果。

这些回应多聚焦在汇率与外汇政策本身，却刻意避开了三个社会高度关切的核心问题：房价长期飙升、低薪与内需疲弱、寿险业巨额海外资产的风险，这些问题并非货币政策主管机关一力可解，但也确实构成《经济学人》诊断台湾体质的关键背景。

“台湾病”的概念并不是台湾经济失败，而是提醒台湾：在出口强劲的亮眼数字背后，必须正视经济表象与真实生活之间的落差。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报道在台湾社会引起大量讨论的原因。

毕竟，真正的经济健康，从来不是单一产业的独舞，也不是冰冷数据的狂欢，而是每个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薪资增长、可负担的房价和看得见的未来。这，才是“台湾病”最根本的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