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疫情消退，消费逐渐回暖，但外贸还在承受海外疫情带来的二次冲击。6月28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专门召开会议“稳外贸”。作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他认为“外贸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对此必须有充分估计和准备”。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说法。虽然防疫物资出口蓬勃增长，但中国5月的外贸数据依然受到多种因素拖累——出口由升转降，进口则继续受量价双重打击刷新逾四年最低。多重困难下，中国外贸面临着比2008年金融危机后相似，却更为困难的形势。

中国外贸面临四大难题
困难一： 欧美疫情回潮，外需冲击。

对中国外贸冲击最大的依然是外部需求的疲软。欧美疫情汹涌的国家中很多都对中国保持逆差，大范围的封锁措施使商业活动基本暂停，大量外贸订单取消。

中国东部沿海的制造业工厂们面临一个特殊困境——春节后努力克服国内疫情，逐步复工复产，但却赶上海外疫情的高点，外国订单大幅减少。

5月，美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一批中国主要贸易伙伴，逐步放开限制措施，经济进入复苏通道。这对中国提振外贸而言，无疑是好消息。

但6月中旬，这些国家大多迎来疫情的强烈反弹。

以美国为例，虽然5月似乎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一周内总体病例数增加了25%。其中，6月24日一天新增病例就超过36000例，与4月24日的最高单日纪录36426例旗鼓相当。

6月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随着限制措施的放松，欧洲每周确诊病例数录得几个月来的首次增加。疫情再起的压力下，这些地方无奈又暂停经济重启，恢复封锁政策。

新一轮限制措施，使这些国家的消费需求继续疲弱，对短期的中国外贸出口将产生不利影响。

困难二： 与印度、澳大利亚双边关系不佳阻碍贸易。

不久前，中印两国发生边境冲突并造成士兵死亡，事件使印度国内掀起抵制中国货的呼声。

对中国外贸形势而言，此举雪上加霜。印度每年对中国的贸易额超过880亿美元，逆差超过530亿美元。中国是印度保有最大逆差的国家。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澳大利亚。由于后者呼吁新冠病毒源头进行国际调查，中澳之间的外交关系持续恶化。中国作为报复禁止进口部分澳洲牛肉，并对澳洲大麦课征高关税。

困难三： 与美国“科技冷战” 阻碍中国科技企业出口。

从5月到6月，在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发起多次限制措施。

为打压中企，美国可谓费尽心机。据路透社6月24日报道，特朗普政府决定将20家中国顶尖企业列为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此举或为美国对其实施新的金融制裁铺路。

特朗普政府决定20家中国顶尖企业列为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此举或为美国对其实施新的金融制裁铺路。图为英国《金融时报》公布的完整名单。

而据《金融时报》此后公布的名单，除了华为、海康威视外，还有中国航空工业、中国航天、航天科工、中国电科、南方工业（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中船重工、中国船舶工业、北方工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浪潮集团、中国航发、中国铁建、中国中车、熊猫电子、中科曙光、中国移动、中国广核、中国核工业集团和中国电信。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些科技企业大多在中国生产，打击它们将使外贸数据直接承压，此外，也将影响中国经济向高端制造业转型的努力。

困难四： 北京疫情再起，冲击农产品贸易。

中国在疫情逐渐平息、经济逐步恢复之时，也迎来疫情反弹。自6月11日以来，北京发生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报告本地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200例。

由于最初爆发的新发地市场的一个切割进口三文鱼的砧板上检验出新冠病毒，不仅三文鱼的进口大受影响，中国对其他农副产的进口也瞬间收紧。此外，中国还要求出口商签署货物未受新冠病毒污染保证书。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加大农产品进口的审查力度，可能造成受影响国家的报复性反应。

“两头在外”的企业最难

疫情中，中国经济受打击最大的部分之一是制造业，制造业中受打击最大的是“两头在外”的企业。

所谓“两头在外”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制造业企业普遍采用的经营模式。“两头在外”后面还有半句“大进大出”，合在一起的意思是，原材料大量进口，在中国加工后，成品全部运到海外销售。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快速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避免了在国内原材料市场和销售市场的竞争。

坏处则是，中国企业成为产业链上利润最薄的一环，品牌、原材料、销售都在国外，中国只能挣取微薄的加工费。

更大的坏处则在这场疫情中显露无疑。疫情最严重之时，中国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就已警告，“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企业，将面临需求端和供给端“双向挤压”：一方面，中国的贸易伙伴几乎全部发生疫情，国际市场需求明显萎缩，主要经济体的生产大面积停摆，企业在手出口订单被延期或者被取消，新增订单同比下降；另一方面，全球供应链受阻，进口原材料、零配件存在困难。

 
出口转内销找市场增量

面对外贸这样的困境，中国官方提出的应对方案是“出口转内销”。

但这一轮疫情下，中国外贸承受与12年前相似的压力，但能否借此激活国内消费市场则很难说。

因为中国经济面临全面而复杂的压力，不仅是来自外部——中国面对多个贸易伙伴的直接打击和对抗；也来自内部——疫情使中国的消费难以完全恢复，更谈不上像12年前一样大幅刺激消费增长补偿外贸的损失。

12年前相似的困境下，政府也提出“出口转内销”。2009年，在外贸企业云集的广东，先是深圳举办粤（深）港外贸内销商品展销会，广东省接着办了广东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内销）博览会，历史悠久的广交会也在那一年首次开设出口转内销的板块。

然而，无论是12年前还是当下，“出口转内销”都不是无缝衔接。

企业首先面临国内与国际不同的市场规则，比如外贸企业长期按订单生产，缺乏国内市场营销经验和专门的团队，品牌国内认知度不高；再比如，市场结算模式的差异问题，内销通常采取赊销模式，先拿货、后付款，外贸企业的资金情况可能不适应。

中国的政策主要着力解决的也是这部分困难。

中国国务院出台多项支持出口转内销的政策，包括简化产品认证、企业办税程序；以及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保单融资业务、加大流动性资金贷款等信贷支持。

中国商务部还表示，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时，将出口转内销产品纳入活动范围。

困难还不止于此。从市场的角度，大量的转内销产品供应要挤进供需已近饱和的国内市场，必须通过国内有效需求的新增来消化。

换句话说，中国的消费市场已不像当年有大片的空白，各个领域都有国产品牌崛起，出口转内销并不容易，即使成功，也是与国内产能此消彼长，对经济大局提振有限。

但如果仅看数据，中国的消费市场似乎远未饱和。

就居民消费支出而言，2017年占GDP的比重为39%，不仅远低于美国（69.5%），也低于日本（56.3%）和韩国（47.8%），甚至低于印度的居民消费支出水平（59.1%）。

以汽车为例，美国的千人汽车拥有量是800台，德日是650台，中国到2017年末才刚140台，差距很大。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解释，这是因为消费增长的过程中碰到了中国独特的”二元结构”鸿沟。

所谓”二元结构”，就是指中国有一部分先富人群，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高收入标准，但是人口的主要群体是低收入人口。

根据王建的计算，中国目前约有3.3亿人口的人均GDP已在2.5万美元以上，而有10.5亿人口的人均GDP在4500美元以下。

不久前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称中国还有6亿人口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也在侧面印证了”二元结构”鸿沟的存在。

高收入人群是中国上一轮消费增长的主动力。过去10年间，这部分人口房、车置业陆续完成，房、车需求越来越接近“天花板”，过去两年，房、车需求突然掉头向下。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主要群体还处于低收入水平，他们的消费需求没有被释放出来。

如果不突破这一鸿沟，政策并不能很好地刺激消费。

 
编辑：马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