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叫嚣与中国脱钩的声音越来越大，人们不禁要问，中美经济合作已经有数十年之久，美国政府若逼迫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市场，有那么容易吗？此外，美国企业在中国经营，完全是市场行为，是受市场规律的驱使。要让它们离开中国市场，那就必须让它们放弃市场规则，服从某种新的规则。那么，美国要迫使西方企业离开中国，又是什么道理呢？

实话说，如果美国政府强制美国企业回归，它还是有许多办法的。但是，他们首先要否定在美国及全球都昌盛了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体系，要为国家干预主义正名，公开说明国家干预主义的合法性，才能让企业与民众都信服。而这些事情正悄悄地在美国及欧洲发生。

国家干预主义在欧美的回归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学界开始远离新自由主义，为国家干预主义正名。

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西方经济学界就开始反思，出现了一些放弃新自由主义，重新回归国家干预主义的声音。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界为产业政策辩护的声音也偶有听见。产业政策是政府利用特殊的政策来促进某些制造业发展的工具，其中包括一系列的优惠财政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欧洲国家崛起时，大都用过产业政策，美国更是靠产业政策发展起来的典型案例。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兴盛时，产业政策被批得体无完肤。当时，在探讨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初期是否应该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植本国“幼稚产业”时，美国的经济学家都会否定西方经济学多年总结出来的规律，否定它们在经济起飞时期的那些做法，指责产业政策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腐败的根源，是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的根源，等等。

这次疫情让西方国家感到，它们对中国的依赖太大。美国制药企业85%的原料据说都要从中国进口，抗疫物资从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到呼吸机，乃至检测试剂都需要从中国进口。因此，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美欧也需要重振制造业。而美欧的“去工业化”已经多年，要把制造业拉回欧美，离不开国家干预主义。

其实，从上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德国之所以在西方国家里还能保持着较强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它的制造业优势。而德国的制造业优势很大程度上仍然靠的是产业政策。德国执行产业政策也靠国有企业这个“法宝”，比如德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它是执行产业政策的主要工具。

2.美欧国家都在不断立法，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另一方面制定法律，直接排斥外国企业对本国财政困难企业的兼并。

用立法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是西方国家一贯的做法。但是，西方国家从舆论上给它戴上了一顶华丽的帽子：法治。欧美国家一直强调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而且认为只要通过程序立了法，这件事情就合法了，就可以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实行了。

实际上，历史上，欧洲国家与美国立的“恶法”也不少。比如，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后，国会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关税，征税范围涉及上千种产品。尽管大量美国经济学家联名抵制，美国的23个贸易伙伴国也强烈抗议，但美国国会仍一意孤行。美国的贸易保护很快引起了欧洲国家的报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纷纷出台提高关税的措施，连一向倡导贸易自由的英国也放弃了它的传统，推出了排他性极强的“帝国特惠制”。一场席卷全球的贸易大战将美欧国家拖入了贸易集团大战，最终演化成军事集团大战。

在当前疫情有可能引起全球经济大衰退、甚至大萧条时，欧美国家又要走老路，用立法来推行保护主义似乎已箭在弦上。

3.用国家财政的力量，给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资助，甚至把陷入困境的企业国有化。

疫情暴露出了欧美国家企业的弱点，有些企业很快要走向流动性枯竭和资不抵债的困境。当发展中国家遇到金融危机时，美欧等国家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给发展中国家重组债务，条件是它们必须“变卖家产”，把许多国有资产卖给发达国家企业，然后再紧缩国家财政，省出钱来还债。这些做法不仅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当时就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也使一些国家从此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再也走不出债务的陷阱。

但是，遇到相同危机时，发达国家就可以通过开发银行等机构，为陷入困境的本国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帮助它们渡过难关。其实，美欧等西方国家已经拿不出什么财政的钱来救企业了。他们只好依赖“债务货币化”这个法宝，让央行来买入国家债务，再给企业提供财政补贴。幸好这些发达国家的货币还算“硬通货”，还能让其它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做点贡献。如果这些措施还不够，欧洲国家的舆论已经在那儿呼唤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来保护它们的企业了。它们要求政府出面把陷入困境的企业“国有化”，以保护那些关键的产业和领域不落入中国企业之手。倘若如此，我们未来会看到美国与欧洲出现更多的国有企业。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种谈判中，遇到的头疼问题就是人家指责我们国有企业不公平，受到政府的特殊优待。他们指责中国政府无论在贷款担保还是政策倾斜上都更偏向国有企业，因而外国企业和中国民企都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未来，大家就会一样了。我们也可以跟西方人说，现在你们明白了吧？是不是国有企业，并不是衡量企业竞争力的标准，国有企业也不该被排斥在市场竞争之外。

我们已经多年被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洗脑”，认为只有市场是好东西，国家干预是破坏市场正常运行的元凶。现在西方已经开始转弯，开始向国家干预主义回归。这些发展趋势会导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全面退步，我们依靠向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来带动我们经济增长的模式肯定难以为继。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要一根筋地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呢？这恐怕是我们的决策者与理论工作者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作者： 丁一凡 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