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存在舆论、意识形态的争夺战。可以这样说，这是社会、政治现实的一部份。而我们心底里亦明白，政治包括两个重要部分，一是硬的武力，二是软的文化、思想。前者是底线，到了矛盾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来调和的时候，惟有以武力解决。

这不一定是大家想见到的情况，但现实中的政治就是这样，就算大家都不情愿，亦有可能发生。至于后者，则是“兵家必争”的一个环节，因为若然能够在思想、观念、价值等方面取得优势，这对争取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十分有利。所以，无论是哪党哪派，均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上的工作。

在某些社会、政治环境里，所谓意识形态阵地上的争夺战，是一个关于控制的问题：管甚么？怎样管？如何监察？怎样将事情都纳入管理的范围之内？在有些环境里，管制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手段，而民众也习惯生活在一个受到管制的环境，不会有太强烈的反应。可是，在另一些社会、政治环境里，则所谓的管制只能以间接的方式出现，难以直接干预。这也就是说，在这一类环境底下，要影响思想、观念、价值观的发展，不能单靠政府直接插手，制定诸多限制，而是需要按著民间习惯和接受的方式，从不同渠道发挥影响力，以争取更多民众的接受和支持。这里相关的问题不在于哪个体制更好或更差的考虑，而是性质不同，各自有其运作逻辑。

香港属于后者那种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在这个环境背后，存在它的特殊历史因素。有些评论人以为那是旧时港英殖民政府所留下来的自由空间，这恐怕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儘管港英殖民管治有它柔性的一面，但到了重要关头，一样施加镇压、粗暴地强加管制（例如限制刊物出版）。香港社会之所以长期以来存在一个相当自由的民间社会，很大程度上跟二战结束后冷战年代的国际政治形势有关。

1949年前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均在香港有系统地、活跃地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对英国和港英殖民政府而言，觉得两者都有可能对它们造成威胁；任何一方取得绝对优势，均不利于在香港实行有效管治。最有效的控制方法，不是将某一面全面压制，而是容许双方同时存在，相互制衡。在操作层面上，这种“政治平衡术”为香港带来了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环境——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主张都可以在这处殖民地里流通。在当时东亚地区的不同社会里，这是相当罕见的。而在香港社会，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当然我们还可以包括美国、英国等政治力量）于文化、思想领域上的竞争甚为活跃和激烈。无论在电影、报刊，以至学校、民间社团等，都有两大阵营各自努力争取及团结群众的工作。香港的开放、活泼的文化领域，很大程度上是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环境下的產品。而经过多年累积，这种“不设禁区”的做法已成为了香港社会文化的重要元素，甚至可称为它的制度基础。

要了解港人对文化、思想的想法，必须认识前面所讲的历史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港人对于一些所谓政治上并不正确的想法、主张，他们的反应会是：你有你的，而我则继续有自己的生活。不反对不等于认同，但如果有人尝试有组织的进行批评，又或者意图阻止某些想法进一步发展，则往往会引起港人强烈的反应——不是要撑某种言论、主张，而是反对有人反对。我当然明白，有人会觉得这种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太过肤浅了；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怎可以让一些错误观念不断继续萌芽、长大呢？但问题是，港人（监管年轻一代不一定会接受这种说法）并不习惯区分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在某个意义上，“口不择言”是香港文化之一。而愈急于阻止这类发言，引起的反应必然愈大。有人会问：难道完全不加理会，任得它继续流传、散播吗？在香港，要抗衡某种言论、做法、想法，最有效的方法不是管制，而是顺著民情民意，另外开拓一套新的说法，投入自由的言论空间之中，通过竞争来争取群众。任何硬的手段一定是事倍而功半，甚至反过来未战而败。很大程度之上，香港是一个柔性社会，不能靠硬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我们也需要明白，它也是一个市场社会，很重视竞争，要阻止某种主张扩散，最佳方法是以另一种论述取而代之。而由上而下地以手段来阻止某些说法、想法的流传，其反作用往往会是相当巨大。

在香港，所谓意识形态的争夺战，不能避免是会以一场市场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哪一个媒体能吸引群众？哪一种文化產品能够有口碑和号召力？这些问题在香港至为关键。当然，任何文化、意识形态的争夺战都不可能是以速战速决的方式进行，而是细水长流，经过长时间取得民众的认同，才会產生效果。要由上而下，以管制、干预的形式来阻止某些事物的发展，要即时產生效果等等，这些想法、做法均不适用于香港。

香港社会的这种看似散漫、个人化的特点，多年以来一直如此。香港人不喜欢斗争，但却很会斗气——当他们觉得不顺气的时候，就更加坚持，企得很硬。有时候，他们不为甚么，就是下不了那一道气，而抵抗到底。你要他们向左转，他们偏偏就向右走。他们不喜欢受人支配，要有自由选择的可能。你可以给他们两三个相当接近的选择，然后要求任择其一，但一定不可以连选择的机会也拿走，并要求他们不会提出疑问、表示有所保留的服从和接受。这是否一种反叛性格？这很难说。但整个文化氛围的确如此，而长久以来，香港文化一直充满活力、活泼发展，多多少少也跟这种习性有关。

这就是香港社会和港人的惯性、文化。顺其特性行事，事半功倍，否则就刚好相反，事倍功半。就是这样。要了解香港社会的运作、民众的情绪，必须对这种习性有所认识。

作者系香港教育学院副校长 吕大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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