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

文学让我得到了很多的自由。

我不明白写文章用秘书用录音机用电脑，怎么还能写出来……叙述回忆录的时候需要秘书，文学是不行的，它有文字语句的讲究，有上下句音韵的节奏，有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够酝酿出来的那种情调和气氛，它不能光是讲故事，它要进入情境进入角色，要集中精神，鸦雀无声地促涌出来。

——黄永玉

 

01两个场景的历史呼应

故乡，文学的摇篮。

1937年秋天，南方的厦门。12岁的黄永玉，自家乡湘西凤凰漂泊而来，就读于厦门集美学校。开学之日，穿上校服学生装去照相。他给家里寄去照片，同时，还送给弟弟们一首诗：

 

太阳刚起了光芒

在我的床上

引起我的思潮

我不愿再在人海中彷徨

只要回到我的故乡凤凰

同着我那

永厚、永前、永福、永光

过着顽皮的景象

这首思乡诗，是迄今为止所知黄永玉最早的文学作品。

热爱文学，倾心文学创作，无疑是故乡对黄永玉的另外一种赐予。

黄永玉自幼感受着故乡漫溢而出的文学气息。在凤凰成长的十二年，与文学相关的诸多元素：知识、情感、修养……一日日渗透于心。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母又均为接受新文化时代的知识分子。黄永玉识字很早，两三岁即开始背诵古诗，继而背诵四书五经。正是在故乡与家庭的这样一种氛围里，黄永玉与众不同的多方面文学能力得以孕育、滋长。

1951年，当黄永玉初现创作才华时，作家汪曾祺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认为黄永玉身上具有难得的天赋。由画谈起，又不仅限于此。他写道：“永玉是有丰富的生活的，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记性’，他对事物的多情的，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的不竭的创作源泉。”黄永玉后来的创作拓展，他在绘画与文学诸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生动而丰富地诠释了汪曾祺的这一见解。

如果将黄永玉在1937年写下思乡诗的时刻，作为他的第一个文学场景，那么，时隔75年之后，另一个文学场景出现在我们面前——《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黄永玉晚年正在创作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名叫序子（小名“狗狗”），原型即作者本人，小说中的朱雀城，即凤凰古城。小说当然有虚构成分，但它们显然是基于黄永玉儿时生活体验的再创造。

黄永玉萌发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很早。40年代初，刚刚20岁时，他在福建漂泊期间第一次开始创作，提笔写过片段。战争年代，生活所迫，写作无法进行，他只好放弃。60年代中期，他再次想到这部小说，欲重新提笔，但“文革”突至，又未如愿。1990年前后，他终于有机会静下心续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完成十几万字后一度停笔。2008年再度续写。作品一边写，一边于《收获》连载。从85岁，一直写到93岁。

显然，《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贯穿黄永玉一生的美丽的文学梦想。在绘画艺术领域，他已蜚声中外，却对此远远不满足，即便到了80岁，如同青年时代一样，依旧拥有文学的激情和雄心。在这部小说已经完成的篇幅里，黄永玉以具有现代汉语之美的个性叙述，描写自己儿时经历，借此勾画出广阔社会背景下的历史沧桑。

纵观文学史，绝大多数文学家早在年轻之时就有了明确的文学自觉、激情与目标，创作高潮也很早得以形成。有着艺术家身份的黄永玉则明显不同。与文学结缘70年，但他的主要文学创作，他被视为一位文学家，则是在年过半百之后。他以自己的独特姿态，走着一条与其他文学家不同的途迳，其呈现方式也颇有不同。

迄今为止，黄永玉文学道路已长达70余年，试将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尝试与沉寂，从40年代初至1963年左右，约20年；

第二阶段：私下写作，从1964年至1976年前后，约12年；

第三阶段：自觉与丰收，从1977年至今，整整40年。

 

02尝试与沉寂：谁人能言得与失？

诗歌是黄永玉最早的文学尝试。

据黄永玉回忆，他在报刊上开始发表诗歌，是在1943年左右。目前，我发现的他早期公开发表的诗歌有三首。《风车，和我的瞌睡》，1947年8月创作于上海；反映香港电车工人罢工事件的长诗《无名街报告书》，发表于1952年；与《无名街诗报告》同期，发表与罢工事件相关的另一首诗《一定再见》。

从诗开始，黄永玉早期的文学尝试随之扩展至电影剧本、散文、文艺随感等不同体裁，主要集中于1947至1953年。

1948年从台北抵达香港后，他发表了散文《台湾归来记杨逵》。1950年，他回湘西旅行，为香港《大公报》撰写长篇游记《火里凤凰》在副刊连载，可谓早期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散文作品。

黄永玉第一阶段最有广泛影响的作品，是他的电影创作。1951年，黄永玉在香港为长城电影公司创作两部电影剧本：《儿女经》和《海上故事》。《儿女经》拍摄成功并公映。《海上故事》剧本已完成，因导演费穆的突然病逝而夭折。

《儿女经》（编剧署名黄笛）是一部喜剧片，系黄永玉以友人唐人（《金陵春梦》一书作者）的家庭生活为素材而创作。《儿女经》于1953年在香港及东南亚地区公映，大获成功。一位研究香港电影的专家张燕，曾这样谈到《儿女经》的历史影响：“影片《儿女经》是社会写实与伦理主题成功结合的王牌之作，影片在一对夫妇含辛茹苦养育七个孩子的家庭故事中，设计了众多充满生活趣味的精彩细节，以情动人，真实朴素，并细腻传达出社会生存和家庭教育的主题。”

黄永玉在初期的文学创作中，已经表现出对不同的体裁样式和风格的好奇与兴趣。诗歌、散文、剧本；写实性、虚构乃至寓言体的运用……受左翼文艺推动和现代木刻传统的影响，他有意贴近现实，反映香港罢工等社会事件；也受沈从文等前辈文学家的影响，注意艺术克制，追求形式美感，在语言文字与篇章结构上力求凸显个性化风格，并表现出对幽默的天生偏爱。

文学与美术的联姻，也是黄永玉早期创作中值得关注的一大特点。

作为一名艺术家，黄永玉的美术起步与诗人、作家密不可分，其早期的不少木刻作品，均是为诗、小说而创作的配图。进入50年代，黄永玉还为冯雪峰、叶圣陶、严文井、梅溪等人的童话，汪曾祺小说、阿诗玛民间传说、郭沫若诗歌等作品创作大量插图。

在与文学家保持密切交往、与文学作品对应感悟的过程中，黄永玉的文学兴趣和创作欲望也为之丰富与激发。1947年，他发表的《风车，和我的瞌睡》，宛如一首牧歌，风车与水、与田野、与庄稼、与童年乐趣交融，酿就一片甜美与温馨。创作这首诗却非偶然。此时，黄永玉不仅为沈从文的《边城》《吹笛》等小说创作插图，还创作了一组民间情歌的木刻作品，另外还创作了单幅《风车》木刻。这一系列木刻作品，与他的诗有着相同的基调。1950年之后，在香港《大公报》上，黄永玉先后发表《民工和高殿生关系》《猴国之命运》连载，前者为现实报道，后者为政治寓言，均采取图、文并举的形式。发表一些人物特写时，他也喜欢配以人物肖像速写或者木刻作品。这种图文互补的创作特点，在当时文坛上应为特例。

1953年春天，在表叔沈从文等前辈的建议和鼓励下，黄永玉离开旅居6年的香港，携妻子和一岁的儿子，定居北京，并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从此，他全身心投入新生活，以美术教育为职业，以美术为主要创作形式，文学创作则渐行渐远。

在由“尝试”转为“沉寂”的十年时间里，黄永玉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极其有限，总数不超过二十篇，且主要为散文、美术短评。这些作品，尚有一种依然故我的表达习惯。在《森林小学》《森林的黄昏》《两张照片的故事》等散文中，没有多少陈词滥调，也不喜欢用成语之类的表述，而是重在场景、对话的勾勒渲染，文章简约生动而清新。

一时的沉寂，却并不意味着远离文学圈。黄永玉先后为冯雪峰寓言、叶圣陶童话配版画插图，继续保持美术与文学的关联。他又如同当年在上海、香港一样，拥有了一个来往密切、惺惺相惜的文化界群体——从沈从文、萧干、黄苗子、郁风、汪曾祺，到夏衍、臧克家、聂绀弩……唱和、聊天、阅读，文学所需要的种种元素，不经意之间积累于心，渗透于心。

1956年冬天，时值文化界思想活跃的“鸣放”初期，黄永玉以笔名“江纹”，在《文汇报》发表《回来吧，森林！——敬致浅予》。叶浅予是黄永玉儿时的偶像，如他在文章中所说：“我剪过、临过、模仿过他许多的作品。哪怕是一些零星的报头花都很珍惜，一直到现在。”在他眼里，叶浅予曾是一片艺术的森林，但近些年的叶浅予却变了：“……这几年，虽然时常有机会碰见他本人，见他这里那里来去匆匆。但我总觉得这不太像他本人，而是别一个。是叶浅予，而不是画家叶浅予。在这一段时间，他是一位没画画的‘画家’了。唉！‘田园将芜’了。”“从这几幅作品中，我们可发现浅予在艺术上的那种焦虑的创作情绪，就像一个缺奶的乳母，为了孩子，匆忙地从自己的乳房里连血带汗地挤出奶来时的那种焦虑！”

对“焦虑”的这种警醒，或许可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进一步理解黄永玉选择文学沉寂的内在影响——一个人需要不停地创作，但必须建立在从容、节制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地摒弃焦虑。

如以历史眼光审视，一时间的沉寂是黄永玉文学创作的中断，然而，却成了一种意外的拯救。由于沉寂，黄永玉不再需要在香港时期那样，必须以“短、平、快”方式完成指令性创作，避免了陷入演绎政策，配合运动的窠臼；由于沉寂，他不需要像诸多职业文学家那样，不得不为适应新的文学口号、标准，生硬地改变业已形成的创作风格；由于沉寂，他有幸避免了千篇一律的政治语言、以粗鄙化为时髦的社会语言对现代汉语之美的侵蚀与损伤，从而难得地保留了自己源自故乡的鲜活语言，其艺术感觉依然自由而跳跃……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以此来解读黄永玉由“尝试”转为“沉寂”，恐怕再恰当不过了。

 

03私下写作：“小屋中摸索着未来和明亮的天堂”

黄永玉的“私下写作”，始于1964年。

这一年的春天，黄永玉与中央美院的其他教员一起组成工作队，前往河北邢台地区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在那期间，黄永玉开始“动物短句”的创作。

熟悉黄永玉的人知道，他是一个精力极其旺盛、从来闲不住的人，画画、阅读、聊天……他还有一个习惯，身边总是带着笔，感触一来，随便找一张纸，就写下短句、对联。有时，在与朋友聊天时，忽然会静下来，旁若无人地独自写诗，晚年所写《体系断层》《像文化那样忧伤》《吕荧》等诗，均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的。“动物短句”系列，便是以类似的写作方式，在一个“百无聊赖”的“运动”环境中完成。

选择动物为描写对象，与黄永玉的性情有关。他一直对动物充满兴趣，自小喜欢观察动物，成家了，养狗、养猫，后来甚至养猴子。

“动物短句”，实属黄永玉独创的一种体裁。每个动物只写一句，再配一幅动物画，图文相映成趣，互为补充。

有的短句，如同诗——

 

萤火虫：一个提灯的遗老，在野地搜寻失落的记忆。

海星：海滩上，一个被扔弃的勋章在呻吟。

燕子：一枚远古的钥匙，开启家家户户情感的大门。

蛇：据说道路是曲折的，所以我有一副柔软的身体。

猫：用舌头洗刷自己，自我开始。

蜘蛛：在我的上层建筑上，有许多疏忽者的躯壳。

螃蟹：可也怪！人怎么是直着走的？

沙鳖：看啦！人类的文明在可悲地倒退啊！

猴子：不管我有时多么严肃，人还是叫我猴子。

大雁：欢歌历程的庄严，我们在天上写出“人”这个字。

刺猬：个人主义？那干吗你们不来团结我？

蜗牛：小资产阶级思想？笑话！你懂不懂扛一间房子的趣味？

乌鸦：不过才“哇”了一声，人就说我带来了不幸。

黄永玉是一位艺术家，他更愿意随性情而行，视感觉而动。在这些短句中，讽刺也好，赞誉也好，均可在现实政治语境中找到对应，如个人主义、自我检讨、教条主义、片面性，人性论批判……当时间流逝，政治语境改变之后，我们发现，这些“动物短句”在具备“潜在写作”历史价值的同时，仍然有着鲜活的文学感染力，带给人们智慧、幽默的快乐。

正因为“动物短句”具备上述特点，1966年“文革”爆发初期，它们成为黄永玉的一大罪状被揭发出来，并招致批斗。

“动物短句”的转瞬即逝与招致批判，并不意味着黄永玉“私下写作”的终结，相反，在动荡、艰难的日子里，在书信中，在偷偷写下的诗歌中，他一直保持着自己与文学无法割断的联系。

1970年12月，他偷偷完成了历时多日的一首长诗——《老婆，不要哭——寄自农场的情诗》。

《老婆，不要哭》，计二百多行。身在“五七干校”的黄永玉，在经历“文革”初期的批斗之后，下放“干校”劳动虽然艰苦，但也相对少了干扰，反倒获得暂时的喘息。郁积于心的诸般愤懑、不解、无奈，藉以诗怀旧、以诗抒怀，是晦暗生活里的一束心灵之光，再次照亮诗的神圣，照亮文学道路上令人神往的景象——

 

我看云，

我听城墙上传来的苗人吹出的笛音，

我听黎明时分满城的鸡鸣，

我听日出后远处喧闹的市声，

还有古庙角楼上的风铃。

……

我们的小屋一开始就那么黑暗，

却在小屋中摸索着未来和明亮的天堂，

我们用温暖的舌头舔着哀愁，

我用粗糙的大手紧握你柔弱的手，

战胜了多少无谓的忧伤。

……

中年是满足的季节啊！

让我们欣慰于心灵的朴素和善良，

我吻你，

吻你稚弱的但满是裂痕的手，

吻你静穆而勇敢的心，

吻你的永远的美丽，

因为你，

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

黄永玉喜欢阅读和欣赏19世纪俄罗斯、英国诗人的作品，在这首诗中可以看到普希金等诗人对他的影响。写作《老婆，不要哭》时，诗人超越于外界纷扰，回到内心的浪漫，营造诗意的纯净。感伤却不悲观，爱情的反复吟唱中，生发出面对苦难的坚毅、自信与乐观。

除此首长诗之外，他同期还创作了另外一首二百多行的叙事长诗《喂鸡谣》。《喂鸡谣》为七言体打油诗体裁，几乎不带政治色彩，不用报章术语，而纯以幽默、调侃风格反映“干校”日常生活，在艰辛的日子里发掘自我调节的喜剧色彩。

从此，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写诗，即便在动荡的日子里——

1974年，黄永玉因一幅“猫头鹰”画，在“黑画事件”中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受到批判后，他回到湖南躲避风雨。在家乡，他先后写作《平江怀人》《一个人在院中散步》等诗，以隐晦表述，写对因“庐山会议”而遭贬黜的彭德怀的怀念，写严峻凄冷下的一种乐观……1976年，北京发生因悼念周恩来而爆发的 “四五事件”，黄永玉曾前去天安门广场，之后，他写下《说是从丰台来的》《老夫妇》《老兵》《哭泣的墙》《邂逅》等，以诗的形式记录历史突发事件，抒发现实忧患。“文革”结束后不久，黄永玉将笔记本上偷偷写下的这些诗歌，挑选若干，交由《诗刊》发表。

黄永玉十余年的“私下写作”，也是一次庄严的、毫无功利目的的文学预演。它预示着，“文革”结束之后，黄永玉将拥有清醒的、雄心勃勃的文学自觉，“大器晚成”的他，收获季节，如期而至。

 

04自觉与丰收：太阳下的风景

1982年，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颁奖大会。获一等奖的诗人十位，老中青三代、九位是人们熟悉的艾青、张志民、李瑛、公刘、流沙河、邵燕祥、胡昭、傅天琳、舒婷，惟有黄永玉一人，来自诗坛之外。

以往，人们只知道他是位画家，而现在，他还是一位诗人。在历时30余年的尝试、沉寂、“潜在写作”之后，他终于拥有了充分的自觉，意识到文学是他干预现实、抒发自我、融入历史的更自由的表达方式与手段。

黄永玉获奖的诗集为《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收录32首诗，一部分属于“潜在写作”时期的作品，其余创作于1979—1982年间。

这是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时刻，浩劫余生的沉痛与兴奋，引发黄永玉文学创作的激情，他以这批诗歌，汇入了新时期文学最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潮流。

短诗《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可看作是诗人对“文革”时代特征的高度浓缩：

 

人们偷偷地诅咒

又暗暗伤心,

躺在凄凉的床上叹息，

也谛听着隔壁的人

在低声哭泣。

一列火车就是一列车不幸

家家户户都为莫明的灾祸担心。

最老实的百姓骂出最怨毒的话，

最能唱歌的人却叫不出声音。

传说真理要发誓保密

报纸上的谎言倒变成圣经。

男女老少人人会演戏，

演员们个个没有表情。

此诗足可代表黄永玉的历史态度与批判锋芒。显然，他自己也很看重此诗，故将该诗题作为诗集的书名。

以“现代口语”入诗，正是黄永玉的诗歌艺术特点之一。多年后，诗评家项兆斌仍将黄永玉视为当代诗歌“口语化写作”的最早代表诗人之一，他写道：“《曾经有过那种时候》诗集中的32首口语短诗，均是优美可人的佳作，像对你说贴心话，没有一句是绷着诗人面孔的‘刁钻’‘吊诡’之言，或是文绉绉的诗句。”

同一时期，黄永玉也开始了散文写作。率先完成的长篇散文《太阳下的风景》，写于1979年岁末，标志着黄永玉散文写作一下子就达到很高的起点。

《太阳下的风景》以写表叔沈从文为主，勾勒出大时代里一个小人物的坎坷命运，顽强生命力之中含蕴着浪漫、柔情、忧郁、感伤与悲怆。也是写故乡凤凰城的文化风情、历史变迁，写父母一辈的命运与时代的对应关系，写作者本人的漂泊人生。当他以画家与小说家的综合才能写作这篇散文时，笔下缓缓流淌而出的，恰恰是中国当代散文久违的也颇为缺乏的真挚情感、个性化语言、不拘一格的起承转合，带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漫溢诗意的历史感——这正是其散文艺术的魅力所在。

在《太阳下的风景》中，黄永玉这样谈到对沈从文散文的印象：“在1946还是1947年，他有过一篇长文章谈我的父母和我的行状，与其说是我的有趣的家世，不如说是我们乡土知识分子在大的历史变革中的写照。表面上，这文章犹如山峦上抑扬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应的小协奏，实质上，这文章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这无疑也是写作《太阳下的风景》时作者本人的心绪与艺术追求。

自《太阳下的风景》之后，散文一直是黄永玉最为得心应手的写作。散文集《这些忧郁的碎屑》（1994年），《比我老的老头》（2002年），汇集大部分描写人物的作品。如今，《比我老的老头》已发行十万多册，成为备受读者欢迎的著作。

90年代初，黄永玉旅居意大利期间，完成《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一书，集游记与人物素描于一体，佐以大量风格各异的插图，文采飞扬，趣味无穷。两年前，这本书翻译成意大利文在意大利出版，成为一大盛事。

杂文也是黄永玉热衷的体裁之一。1985年前后，他在《新观察》杂志以“吴世茫”笔名开设“吴世茫论坛”，以反讽、鞭挞等手法，针砭现实，嬉笑怒骂，一时轰动京城。1989、1990年前后，他在香港《东方日报》等报纸开设“天荒野谭”等个人专栏，发表杂文约三百篇，说古论今，笔锋犀利，为历史留存记忆，为文化提供掌故与见识。

90年代定居香港和旅居意大利期间，黄永玉还开始了他最为看重的文学创作——长篇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政治幽默小说《大胖子张老闷外传》，描写1949年开国大典之后的北京文化界以及中南海高层的生活。

黄永玉的文学创作，已经形成了四个鲜明特点：其一，“乡愁”，是贯穿始终、漫溢诗意的永恒主题；其二，“文化的感伤”，是描写前辈文人命运与性格时，最能触动人心的历史感；其三，“幽默”与“机智”，是他人无法模仿的个性特色；其四，“营造汉语之美”，是摆脱了文字的政治性污染，还原语言本色的纯粹、鲜活，贴着土地生长，在空气中自由呼吸的那种优美……

文学行当，伴随黄永玉一生。走进94岁，他还在拥抱着文学自觉。随着《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继续写作，其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及其独特贡献，将在当代文坛日益凸现出来，成为一片耀眼的“太阳下的风景”。

 

 

作者：李辉 发表于北京系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