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三年期间，两岸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变化是由疫情带来的，更多的变化则是之前变化的延续和其他因素带来的。如何在后疫情时期把两岸关系引向朝着国家统一的趋势发展，开创两岸关系的新局面，尽快恢复两岸的交流交往是当务之急。

后疫情时期两岸关系面临的形势

开创后疫情时期两岸关系新局面的关键，是要把握当前两岸关系面临的基本形势，在新形势中创造机会。这种形势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台湾问题高度国际化。台湾问题的本质是我国内政，但随着我国的大国崛起以及相应带来的区域和世界利益格局的变动，随着大陆和台湾同时在全球化浪潮中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并逐渐占据重要地位，新形势下的台湾问题逐渐复杂和高度国际化。一方面，台湾问题所涉及到的亚太区域安全问题、中美战略竞争问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等，客观上已经成为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关切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以“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维护民主自由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理由，使以美国为首的诸国家“以台制华”变本加厉，使台湾当局和部分政客的政治利益与日俱增，而我方就台湾问题在岛内和国际社会的话语主动和战略主动不断被削弱。

第二，美国“以台制华”愈演愈烈。随着美国将我国定义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台湾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前所未有地突显。美国通过国会立法为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核心领域介入台湾提供“法律依据”，推动美台在政治与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实质关系不断深化升级，甚至公开宣称“保护”甚至“协防”台湾，以“切香肠战术”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和发展核心利益，且一段时间内此类动作必然有增无减。

第三，民进党全面构筑隔绝大陆的“防火墙”。蔡英文当局拒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行“反中抗中”路线。在政治层面，推出“反渗透法”等政策措施阻遏两岸交流，造成两岸交流领域的“寒蝉效应”。在经贸层面，推行两岸经贸“脱钩断链”和“新南向政策”，迫使台商离开大陆转向东南亚地区。在文化层面，颁布法令严格审查涉两岸文旅行业，甚至禁止台湾同胞参与大陆举办的各类交流活动，并以“转型正义”为幌子寻求“文化台独”，在岛内推行“正名”活动和“去中国化”操作。民进党全面阻碍两岸交往、试图切断大陆对台工作“抓手”的一系列行径，严重破坏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条件和协商空间，大大增加了我方推动统一工作的难度。

第四，台湾民众“一中认同”急剧降低。民进党再度执政以来，通过一系列“台独”意识形态建构，以及在制度、象征符号、教育等领域全面“去中国化”的行动，塑造了民众的“台湾认同”和“台湾主体意识”。甚至在一些群体中，“台独”思想已呈现高度意识形态化趋势。台湾民众对“一中认同”的不断降低，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统一”在岛内民众认知中的正当性和影响力，这种情况在青年世代群体中尤其严重。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台湾当局相关“认知作战”的组织体系非常严密、运作形态非常隐蔽，影响程度非常深远，客观上对我方的国家统一论述和统一后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建构工作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和极高的要求。

第五，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疏离感和陌生感上升，但不排斥两岸交流。疫情三年，两岸交流交往中断，两岸的对抗加剧，导致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和情感距离拉大，疏离感和陌生感加深，对对方的兴趣下降。如何唤起两岸民众对对方的兴趣，尤其是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大陆的兴趣，是后疫情时期对台工作的重中之重。

后疫情时期对台工作的路径

做好恢复两岸交流、促进统一进程，要区分轻重缓急，有序展开。以下几点具有优先性。

第一，做成几件能够体现两岸交流交往成就的事情。这有助于缓解过去几年大陆民众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产生的挫折感、焦虑感和无力感，增强公众信心，表明对台工作的有效性。健康的民意基础是中央处理台湾问题的重要前提。马英九来大陆祭祖就是一件能够起到此种作用的事件。

第二，做成几件对台湾同胞有影响的事。这对于降低过去几年台湾同胞对大陆的疏离感，唤起他们对大陆的兴趣，增加对大陆的关注，增加对两岸和平发展和融合发展的信心，都非常重要。

第三，采取措施吸引台湾年轻人来大陆。这些措施包括恢复和扩大两岸民间交流、吸引台湾年轻人来大陆和更好利用网络的作用。恢复和扩大两岸民间交流，除了继续举办和恢复已有的各种活动外，要有新方式和新做法。尤其要注重发挥企业、行业等市场主体和各种民间组织的作用，形成可持续的交流。吸引年轻人来大陆包括恢复和扩大大陆高校增加录取台湾学生，帮助台湾学生来大陆实习，吸引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举办各种两岸年轻人的短期交流活动。

第四，互联网已成为台湾年轻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在创新的观念指导下，利用互联网创造丰富多样的方式让台湾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大陆的信息并以此了解大陆，是很重要也很迫切的工作。与父辈和祖辈不同，台湾年轻人对大陆没有成见，不排斥接受来自大陆的好东西和新东西。
作者：巫永平 系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教授巫永平系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教授

本文为“台海新观察”第七次研讨会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