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2月16至19日）结束后，维也纳非政府组织“城市论坛”旋即举办了一次网上论坛。针对眼下棘手的全球安全问题，包括智能时代的人类安全和数字安全、政府层面使用恶意软件的后果、乌克兰危机带来的隐患、新冠期间不同措施和政策下的人权状态、新冠疫情后的国际合作、复杂地缘政治背景下的全球经济发展等，来自欧盟人权组织、欧洲经济界、信息技术界，以及国际关系专家等人士参与了探讨。

国际关系专家温施达波博士观察道，军事安全重新回到当今世界安全政策讨论的前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世界对地缘政治的兴趣被过分强调，此外，过去几年还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带民粹主义色彩的国有化运动。他说，新冠大流行期间，舆论导向呈两极分化状态，平衡立场甚至受到指责。面对矛盾和冲突，外交斡旋的解决方式被逼得走投无路。同时，人类思维趋向于本地化而非全球化。在乌克兰问题上，若仔细分析战争造成的政治局势，人们会发现，它与美国及其盟友曾在伊拉克或科索沃所造成的局面，并无太大区别。

二月落幕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将主要议题放在了如何更好地对乌克兰进行军援。在温施达波博士看来，这无疑是火上加油。他提及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当西方国家正在讨论如何通过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来‘赢得’乌克兰战争时，王毅却提出了中国的和平计划。然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回声能有多大，是一个问题，”他不无遗憾地说。

论坛上，索博特卡博士谈及数字领域的恶意软件和深度造假等问题。她追溯历史指出，传统的安全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冷战形成的，而当时主要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对抗外部威胁。今天，对人类安全的愿景理应更好地考虑数字时代的人类发展计划，包括消除贫困、社会平等、解决冲突、建设和平、国家建设等，因为人类还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全球变暖，以及数百万人的流离失所。索博特卡博士表示，尽管有很多阻力，她依旧相信人权是确保和平的最佳基础。毕竟，“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人权就没有和平与发展”。

IT 专家威尔古尼解释了人工智能技术以及量子计算对当今人类的挑战。在气候变化、医学发展、食品安全、无人驾驶汽车和无人出租车等领域，量子计算可以积极的方式为人类提供巨大帮助。令人担忧的是，也有一些政府会通过恶意软件对他国政府要员等人进行数字监控。不过，技术欺诈将激发关于它的技术解决方案。

论坛还涉及了全球经济发展问题。虽然欧洲正在谈论某些产品（例如药品）的本地化，但更多行业与全球化相互依存，例如汽车行业和旅游业。技术工人和专家的流动性也至关重要。不幸的是，当今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地缘政治化和两极分化。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进步使数百万公民摆脱了贫困，推动了全球增长，并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受益。然而，在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长篇演讲中，亿万富翁索罗斯以相当黑暗的方式描绘了中国，比如抨击其清零政策、与俄罗斯的关系、对台湾的“威胁”，在美国上空的气球等。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不会成为军事和政治主导力量。

对于中国，索博特卡博士则认为，中国40年来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中国已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对自己的政治模式很有信心，也愿意向世界推广。但如何治理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利益，还是值得推敲的问题。她说，西方世界总是沉溺于冷战以来的旧秩序，感觉自己在制度上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事实上，世界已经改变了。西方应回顾其帝国侵略史和在亚非等洲的殖民史，并把重点放在数字时代的未来，应对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带来的新挑战 。

经济学家菲茨图姆则说，西方政客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将直接影响欧美经济。比如，新冠大流行后对中国人的特殊入境限制，以及媒体喧嚣的负面声音，未能为吸引来自中国的富裕游客铺平道路。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在战略上内卷，将更注重通过增加国内需求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中国出口也会更加关注亚洲，尤其是东盟国家和南半球国家。

菲茨图姆分析道，美国利用中国对芯片等最新技术的依赖阻碍中国发展，其实是在推动中国实现技术独立，更广泛、更迅速地发展自己的尖端技术——尤其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软件和飞机发动机等领域。未来，欧洲的高通、英特尔、三星或阿斯麦等公司很可能不仅失去中国市场，还将在全球市场上面临来自中国的强大竞争，以及更大的价格压力。

温施达波博士强调道，世界是相互依存的。欧美思维方式相近，多年来，西方传统模式强调民主、自由、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但如今，世界上有其他模式，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新势力与新联盟已经出现。西方不应以两极思维看待世界，而应以多元化思维拥抱未来。最后，他也指出，西方有必要反思殖民主义的后果，何况许多前殖民地现已成为全球经济主导力量，而这也是欧美感到不安全的原因：原本铁定的等级制度受到了挑战。
作者：常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