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ESG成为市场上投资者青睐的指标。一些市场上的调查表明，不仅机构投资者很重视ESG指标好的企业投资，一些投资界的精英也开始注重企业ESG的批准，更倾向于买入ESG指标好的企业股票。

ESG是英文的三个词的首字母，代表着Environment Protection（环境保护）、Social responsibility（社会责任）和Cooperate Governance（公司治理）。

这三个概念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4年提出来的，主要是针对企业的行为规范，用环境保护概念、社会责任感和公司治理模式这三个标准来衡量企业的经营业绩，这是一种制度创新，目的是引导市场机制来解决外部性的问题。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分析，企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都是外部因素或外部性，是市场规律管不了的事。企业按市场规律办事，只管生产、经营与赢利，其它的事情它管不了。因此，解决外部性问题，只能靠政府。但政府不是万灵的，一旦失灵，这些诸如环境污染等外部性就成为“负外部性”，对整体经济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因此，人们开始怀疑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说法，认为GDP高并不一定好，因为它里面可能包含一些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才能纠正过来的价值。有些经济学家后来又发明了绿色GDP一说，以排除那些可能会造成“负外部性”的无用GDP。但市场还是解决不了外部性的问题。直至ESG被发明出来。

ESG代表着Environment Protection环境保护，Social responsibility社会责任，和Cooperate Governance公司治理。

ESG最初时需要政府的配合才能让市场机制起作用。政府给了某些企业ESG的可信度，这些企业在融资时就会享受更好的待遇，更容易获得贷款。当ESG逐渐成为投资的某种参照时，市场规律就起作用了，投资机构会朝ESG业绩好的企业倾斜，它们的股票更受投资者青睐，给其他的企业起了示范作用，更多的企业会朝这一方向靠拢，会大大改善整体社会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感及公司治理的认知。

中国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讨论把ESG标准纳入企业业绩的，起步晚不说，还有一些其他特殊的困难。比如，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对市场规律的迷信一度使我们反对一切政府干预，认为凡是政府干预的事都会导致寻租现象，都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但凡事都只讲市场，那么外部性的问题就被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环境污染严重，不能不说跟我们对政府该不该干预市场，防止“负外部性”失控的看法有一定的关联。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环境污染严重，跟我们对政府该不该干预市场，防止“负外部性”失控的看法有一定的关联。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自“十八大”以来，政府加大了对这些“负外部性”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关注，国有企业的业绩除了GDP增长外，又加上了ESG因素。中国特有的官员升迁制度使官员不得不认真对待ESG业绩的问题。因此，大企业（包括国企与民企）在ESG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不过，中国的中小企业对ESG问题的关注显然不够。当然，我们也不能求全责备，因为中小企业能否生存下来才是它们最关心的，而ESG业绩并不影响它们的生存。

此外，中国的融资体系与金融市场对促进ESG标准的落实也并不有利。第一，金融企业并没有统一、简单可靠的ESG标准。因此如何衡量企业的ESG业绩，如何把向它们放贷与它们的ESG水平挂钩，对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仍然很困难。第二，中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多数都是散户，他们关心的当然是企业的利润，对企业的ESG业绩不会那么关心。因此，我们也无法依靠金融市场的融资分配来鼓励那些ESG做得更好的企业。

因此，要改善中国企业对ESG标准的敏感度，首先要改善中国市场机制对企业ESG业绩的态度。我们必须解决几个技术问题，才能使中国的投资者对企业的ESG业绩更为感兴趣。

第一，我们需要建立衡量企业ESG业绩与进步的普遍、简单可行的统一标准，让金融机构在放贷时很容易找到参照。

第二，我们需要对金融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广为教育，让它们意识到ESG的重要性，鼓励它们在投资时更多向ESG业绩更好的企业倾斜。要想影响众多的投资散户改变他们对投资的看法可能比登天还难，最可行的办法大概还是教育那些机构投资者，让它们改变投资的标准。

最后，地方政府必须替中小企业解决它们在ESG方面的后顾之忧，为它们提供解决ESG业绩的方案与补贴，帮助中小企业改善它们的ESG业绩，因为这些中小企业也在帮政府解决就业问题。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取得双赢的结果。

作者：丁一凡 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