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虽然因为新冠疫情和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两国中央政府举办的官方纪念活动不多，但是两国地方政府间、经贸和文化团体间的交流活动相当活跃。在视频会议中，中方一些朋友注意到：不同于走马灯式变换的日本首相，日方的许多地方政府首脑依然是5年前甚至10年前的老面孔。对此他们感到颇为意外。

自1885年以来的137年中，日本换过64个首相。平均任期之短（仅为2.1年）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实属罕见。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地方首脑的任期却常常长于他国。据各地政府网站信息汇总统计，日本47个都道府县（相当于省级行政区）的现任知事平均在任年数达8.3年（一届任期为4年，大多连任）。最长的为大分县知事广濑胜贞（原经济产业省事务次官），已在任19年5个月（连任5期）。此外，日本20个政令指定城市（享有与都道府县几乎同等的行政事务权）的现任市长平均在任年数也达8.25年，最长的为北九州市长北桥健治（原国会议员），已在任15年7个月（连任4期）。

笔者所在研究所恰巧位于北九州市。该市是日本近代工业（钢铁工业等）的发祥地，1963年由九州北部工业地带5个城市合并而成，是日本最初的6大政令指定城市之一。从1963年至今的近60年间，仅有4人担任过该市市长。其中，第1任在位4年整，第2任和第3任均在位20年（各连任5期），第4任为现任的北桥市长。北九州第2至第4任的三位市长和前述大分县广濑知事均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

为何日本地方首脑能够长期连任？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地方政府拥有高度地方自治权。地方首脑一旦由地方选民选举产生，除非有违法行为，在法定任期内不会轻易被地方议会弹劾，更不会被中央政府罢免。

（2）地方首脑受地方议会（反对党常有3成左右议席）、新闻媒体、各种市民团体监督，很少有机会犯错误。同时，他们比中央政府领导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和实际问题，有更强的解决问题的使命感，让选民们感到他们能与自己同甘共苦，值得信任。

（3）日本地方首脑的工作强度虽大，但通常在有能之士可承受范围之内，而且往往越干越熟练。这是因为：地方首脑的职责范围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环境、民生福祉、教育、治安等领域，基本不涉及外交、国防、法制等容易引起重大摩擦和争议的棘手问题，其支持率一般不会因为一个表态就大起大落。因此，其工作压力要远轻于日本中央政府首脑，也轻于对上对下都要负责、疲于应对的中国地方政府领导。即使连任几期，身体也吃得消。

（4）与人才济济的首都地区相比，日本地方上优秀的领导后备人才相对较少。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地位重要的政令指定城市，虽然体制上是地方自治，但是许多重大基础设施（空港、枢纽海港、跨地区高速铁道、高速公路）建设，通常需要中央政府支援。因此，这些城市往往欢迎有中央政府工作经历的精英人才竞选市长。这样的人才当选后，不仅能沟通中央政府，还能与当地社会同心同德共图发展，选民往往会很愿意支持其连任，使其能有更长时间策划和推行关系到本市长期发展的大计大策。

那么，地方政府首脑的长期连任是否会带来任人唯亲以及和特定利益集团的不正常关系等负面效应呢？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可能和疑虑。但是，在日本，一方面，地方首脑（大多毕业于法学部）往往有很强的法治意识。另一方面，因为制度上有议会（特别是在野党）、媒体、市民团体的多元监督，地方首脑的权力行使非常规范和透明。所以，由地方首脑长期连任带来的腐败问题鲜有报道。

更引人注目的是，市长任期特别长的北九州市，从一个上世纪60-70年代污染严重的重化工城市，顺利转型为在产业机器人制造、智能卫生设备制造、电动自动车电机机芯制造等领域拥有多家世界级企业（安川电机、TOTO、三井高科技等）的高科技产业城市和有国际影响的环境模范城市，几位市长在该市环境保护和产业转型过程中所作的长期努力和贡献受到了国内外高度评价。

由此可见，如果有高度的法治意识和健全的权力监督制度，长期连任的优势可以发挥，弊端也可避免。

作者：戴二彪 系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