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首先在中国大规模爆发，为了有效控制住疫情，中国采取了果断措施，首先对武汉采取了封城措施，并在全国各地对疫情进行围追堵截。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不仅让中国最先控制住疫情，而且也使得中国最早实现“复工复产”“止跌回升”，相反，全世界在中国恢复经济过程中却普遍陷入疫情困扰之中，结果，2020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而包括美国、欧洲诸国、日本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出现衰退。

进入2021年，中国经济沿袭上一年后期的强劲升势继续高歌猛进，全年实现了8.1%的高增长。虽然世界各国都在这一年出现经济反弹，但是中国的经济表现更加突出，是世界上表现最亮眼的国家，2020年和2021年两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了5.1%。在疫情的冲击之下，中国经济的总体表现仍然没有令人失望，虽然较疫情之前有所放缓，但跌幅却十分有限，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抗压能力。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中国自己还是国际舆论都对2022年的中国经济表现充满期待，对中国人来说，希望中国能够成为走出疫情影响的第一个国家，而对世界来说，希望中国能够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动力，为这个低迷不振的世界带来新的活力和生机。

无论中国老百姓还是国际舆论，对2022年的中国经济充满希望和期待是有充分理由的，首先，中国经济已经经过了2020年初疫情最严重时期最严酷的考验，而且中国经过了两年多的疫情防控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防控经验，因此，人们都相信，即使再爆发疫情，在科学防控和精准防控背景下，有关防控措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十分有限的、局部的。其次，为了应对美国的逆全球化操作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围堵，中国提出了“两个循环”的发展战略思路，在立足国内大循环的前提下全方位推动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之中，此举取得明显成效。2020—2021年的外贸数据显示，在疫情冲击以及美国叫嚣与中国脱钩的背景下，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的需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特别是美国市场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基于2020—2021两年中国经济内部与外部的综合表现，人们没有理由不看好2021年的中国经济前景。

然而，事实却与人们的期望开了一个大玩笑，因为，进入2022年之后，内地疫情呈现多点爆发态势，更为糟糕的是，内地不少地方政府为了防控疫情已经不顾一切，不仅没有按照中央的科学防控、精准防控要求落实工作，反而层层加码，搞自我封锁，而有关的防控措施和方法完全没有任何改进，基本上采取的办法就是简单粗暴，一封了之，从而严重阻隔了人流、物流、资金流的畅通，窒息了经济活力。虽然经过了两年的疫情防控，但一些地方政府的防控办法还停留在两年前的水平，甚至更加简单化，因此，对中国国内民众的心理造成重创，由于疫情仍不停地在各地出现，使人们对中国防疫前景变得扑朔迷离，长时间的简单化防控及封锁，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市场遭受重创，全民消费信心不足。

近日，内地公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虽然上半年中国经济仍然录得了2.5%的增长，但第二季度只有0.4%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很多人的预期。而在经济低迷增长的背后，内地经济所潜在的一些风险问题正在逐渐浮出水面，譬如，越来越多的人被减薪裁员，正面临新的生活甚至生存压力；房地产泡沫在局部开始爆破，不少购房者开始停止向烂尾楼供贷，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有可能大幅上升；少数村镇银行无法兑付存户的存款冲击到普遍老百姓对国家金融体系的信心，等等。随着内地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进一步增大，有市场人士担心，如果各种风险因素陆续出笼集中爆发，或会引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内地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

首先，必须指出，目前各种风险因素的出现皆因经济不景气引发的结果，如果内地经济不景气的状况持续恶化下去，那么，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会增大，但如果下半年的经济形势出现明显好转和改善，那么，各种风险因素会逐渐减少甚至消退，经济和金融危机将被消灭在萌牙状态。可以肯定，中国经济下半年会好于上半年，但能够好到什么程度还很难判断，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仍然十分复杂，正如李克强总理在近日召开的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所指出的那样，今年6月份经济企稳回升，这极为不易，但经济恢复基础不稳固，发展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稳住经济大盘需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

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在下半年的表现如何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下半年各地疫情防控能否真正全面落实中央的科学防疫、精确防疫要求。如果一些地方官员仍然抱持旧的防疫思维不改，把防疫当作工作的最高目标，甚至可以牺牲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福祉，那么，导致上半年经济低迷的最大因素在下半年仍会继续沿袭下来，如果疫情再在中国各地反复出现，那么，一封就灵、一封了事的防疫做法将令下半年中国经济凶多吉少。

二是美国激进的加息措施所衍生出来的破坏对中国究竟有多大影响，还有待观察。7月14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9.1%，高于此前市场预期的 8.8%，再次刷新 40年来的最高纪录。美国通胀的直线上升震惊美国社会，连美国总统拜登都认为，美国的高通胀令人难以置信，不可接受。由于持续高通胀带来的影响，市场普遍认为，为了对抗高通胀，美联储将会采取进一步的激进加息措施，不仅加息幅度大，而且加息步伐快。

事实上，美联储加息之举完全是一种两难抉择，因为美国经济表现差强人意，完全没有条件让美联储激进加息。由于美国出现的高通胀原因是多方面的，仅靠加息一项措施恐难于解决问题，然而，美国毕竟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元霸权依然存在，无论是美国经济恶化还是美联储加息，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牵累都将是巨大的，特别是一些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能力对抗高通胀以及国内资本的流失，从而极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甚至出现经济崩溃。美联储加息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糟糕的结果：一方面，加息没有让美国的通胀降下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而另一方面却把越来越多的贫困发展中国家推向灾难，令世界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无论是美国经济自身受到影响还是美国加息给全球经济带来破坏，中国经济都会直接和间接受到拖累。

三是俄乌战争还会持续多久？会否进一步升级甚至演变为区域大战？这些都是不确定因素。眼下，俄乌战争已经给世界带来了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然而，令人沮丧的是，俄乌之间的战争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相反，在美国的拱火之下，乌克兰不断放出狠话，而俄罗斯也不甘示弱，不断对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发出严厉警告，战争情势似有继续扩大升级的迹象。显然，如果俄乌战争继续升级演变为区域战争，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卷进去，那么，这对全球经济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由于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是13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将难以独善其身。

综观来看，目前，中国经济的两大循环都存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其中内循环主要受到两大问题的威胁：一是内需严重不足，疫情之下，内地大多数线下的服务型中小企业无法正常经营，出现收不抵支或者经营困难者成为普遍现象；许多企业和单位因为收入大降而不得不减薪裁员，加之疫情始终不断在全国各地出现，因此，老百姓普遍对就业和收入前景感到悲观，因而对消费支出变得越来越谨慎。由于中国的内需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高达七成，因此，严重的内需不足正在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大盘的最不确定风险因素；二是失业率升高，特别是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达到20%，这将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够得到有效改善，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外循环方面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美国加息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以及俄乌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因素。

面对内地出现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所面临的各种潜在风险因素，中央政府已经有充分把握和了解，并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譬如，中央政府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今年以来，仅中央动员的财政资金投入就达到了超过十万亿，如果加上地方资金的配套以及所拉动的企业投资，此举将对稳住中国经济大盘将发挥重大支撑作用；5月份，国务院部署了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包括六方面三十三项措施，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经济合理运行，成效初显；在扶持中小企业摆脱经营困境方面出台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措施，部分中小企业已经从困境之中逐渐摆脱出来；而在防疫方面，对一些地方政府误解“动态清零”政策层层加码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出台了相关文件指引。由于内地经济已经下滑严重，各地方财政相继告急，各地已经普遍意识到层层自我加码进行防疫的做法是作茧自缚、自我糟蹋的愚蠢做法，相信下半年各地会比较好地把握“动态清零”的要义，拿捏好防疫与经济发展的平衡点。

有鉴于此，中国经济的确存在比较大的下行压力，而且所面临的困境和各种风险因素远远超出预期，然而，由于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主要力量在于内循环，因此，随着内地各地方对疫情防控做法的改变以及对经济恢复的重视，预料上半年内地因经济严重下滑而出现的各种风险因素有望在下半年的经济复苏中逐渐得到控制和化解，不太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从另一角度看，目前内地出现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浮现的种种风险因素实际上也给内地发出警醒，一些地方以牺牲经济发展来单纯防疫的做法是不妥的，甚至是危险的，必须做好精准防疫工作，通过精准防疫而不是搞大范围的封控来控制疫情，只有如此才不会扼杀经济活动，从而确保内地经济能够保持一定活力。

当然，也不排除在个别地方和局部领域会出现一些严重问题，譬如，部分房地产企业倒闭，银行呆坏帐上升，个别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境等，但就宏观而言，这些问题都是可控的，不太可能漫延至全国和整个经济领域。而外循环方面虽然美国加息和俄乌战争带来诸多不确实性，但毕竟对中国经济走向影响有限，因此，只要中国采取积极应变措施，不断升级中国制造的水平，提高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那么，外循环所带来的影响也完全可控。

作者：颜安生 系香港《经济导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