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突然遇刺而亡，让我产生了一些联想，关于日本与中国这两个亚洲古老国家气运盛衰的联想。

安倍是日本战后任期最长的首相（前后两任相加，合计接近9年），在他之前的日相则几乎一年一换，15年12个，然而不论是安倍或在他之前与之后的所有历任首相，无论使出了多大的浑身解数（比如安倍著名的经济三箭和他的地球仪外交），都阻止不了日本经济与综合国力持续下滑的趋势。最近日圆大幅贬值及日本国债的危机又引发了国际金融界的高度关注，其实在这些短期现象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曾被誉为“日本第一”的全球工业和贸易大国，却在1991年经济大泡沫破灭后连续面对了失落的10年、20年及到现在还不得不面对的失落的30年的大趋势，说明日本近代气运的下行其实与个别首相或个别执政党的作为并无直接关系。

那么，大家要问的是，日本的经济到底怎么了？这个在上世纪二战废墟中仅仅20年就重新站起来，并在1980年代经济实力直追美国的日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犯了什么错误，竟在过去的30年中，曾经有过的光环和指标都一一失去了光彩。2010年日本GDP被中国超越，12年后的现在竟落后到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水平；辉煌数十年的家电产业及那些至今让人耳熟能详的名牌早已失去了踪影；世界第一造船王国的声影似乎是很早以前的印象了；连最傲视世界的汽车产业也江河日下即将被中国超越……

要解读“日本为何不再是第一”，恐怕不能仅从短期视角或短期政策来审视，必须放到一个更大格局的历史纵深中去深入观察与分析。

这得从日本现代化的起点，距今约150年前的日本明治维新谈起。19世纪的日本，其实跟当时的清末中国有着类似的处境和命运，国势积弱却被刚兴起的西方强权敲打，但当时日本有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政治及战略智慧的知识分子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深彻了解自己的落后与西方的进步，加上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共同形成了明治维新（1868）的决定。明治维新以西方为师，打下了日本工业化的基础，吸收西方思潮，培育了新一代的日本青年。短短二、三十年，国力大幅增长，1895年甲午战争打败中国，1904年打败沙俄。日本从《马关条约》中得到的赔偿高达2.7亿两白银，加上战争掠夺，总额达3.5亿两，这笔战争横财是日本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6.4倍，是清政府年度财政收入的4.4倍。日本即以此巨额财富用于扩张军备，开办铜铁厂、造船厂，推广教育，推动基建，奠定了日本在20世纪成为强国的基础。

之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遭到挫败几至于亡国，但战后不旋踵间又重新站起，除与日本民族性有关外，其实也与甲午之战、八国联军之战掠夺自中国的巨大财富与资源有关。另外，也与朝鲜及越南两场战争美国以日本为前进基地带动的战时经济有关，短短30年，就发展成了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和贸易大国。当时，日本自认为是雁头，其余四小龙、四小虎跟着雁头飞的“雁行理论”更是风行一时。但日本的茁壮与辉煌，却在明治维新约120年之后的1991年戛然而止，并由此进入了失落的10年、20年、30年，仍一蹶不振，甚至再往远处看，随着工业的萎缩，科技与创新活力的迟缓，一再让人推崇备至的企业文化也不时出现丑闻，再加上年龄的老化及人口规模的缩减，在在都让人对日本的前景很难有乐观的预期。

历史的发展十分吊诡，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既有其本身的条件与努力，这是一般学者及撰写《日本第一》的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看到的，但也有常为人忽略的“中国因素”（得自中国的巨大赔偿与掠夺）起到的关键作用。

如今，曾被包括日本在内一众帝国主义侵凌的中国终于又站了起来，与日本近代强大除本身条件还受惠于许多外在因素不同，中国的崛兴完全是中国终于摆脱解除了近代压在中国身上各种束缚，重新开始释放中国本身巨大潜能的结果；并且，中国的强势崛起还对周边亚太一众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形成了一种“龙腾效应”，一荣俱荣。

从历史上看，中国正在朝1840年之前中国始终是世界第一的主旋律回归，中国的崛兴势将普惠亚太甚至全球，关键在于世界各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的福泽谕吉看清了西升东降的大势作出的“脱亚入欧”的选择是正确的话，那么时移势易，日本能不能出现一个新世纪的福泽谕吉为日本作出新而有智慧的选择，就攸关日本未来的前景与气运了。

 
作者：石齐平 系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