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国有14亿人口，3万多个乡镇、60多万个村民委员会、317万个自然村、5亿多农民。

过去四十多年间，中国用工业化、城镇化减少了近3亿农民，到2020年终于实现了普遍脱贫，全面小康。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2020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重要论述，并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2021年2月25日，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成立，中国乡村发展迎来新的历史起点。

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以来，至今已近5年。近5年来，中国乡村呈现出怎样的变迁？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美丽乡村？如何更好地发现乡村发展与我们未来生活的关系？7月20日，中国记协在京举办“记者沙龙”，邀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围绕“读懂乡村——乡村的价值与未来”主题，与港澳台媒体在京记者进行交流。

01

读懂乡村

“建设乡村必须先读懂乡村，”作为一名来自农村、跟踪研究乡村生态文明建设20多年的学者，张孝德几乎走过中国的所有地区的乡村，但他也坦言，“乡村振兴已经搞了5年，这件事该怎么办，按理说从上到下都应该很清楚，但据我个人了解，把乡村这件事真正读懂的不多。”

张孝德认为，各地对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缺乏系统思维，缺乏对乡村振兴本质的真正理解，“乡村是中华文明之根，是中华文明基因的携带者。”如果说搞城市化，学习西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文明禀赋就源于城市的文明，但如果搞美丽乡村建设，许多地方也搬照西方乡村样子来做，就值得反思了，“中国乡村与西方农村的区别是什么？”

张孝德表示，建设中国特色的美丽乡村其实很简单，不要瞎折腾、乱改造，应该使乡村具有十足的中国味儿。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美”。美是有等级的，而“美丽”是其中最低的等级，再往上分别是“美好”“美雅”“诗意”“禅意”，这些在中国古代乡村的建设中均有所体现。

张孝德说，并不是说搞乡村振兴不能向西方学习，但不能死搬硬套地学，而对身边的好东西却视而不见。真正的中国特色美丽乡村应该是承载历史、传承文化的。当然，如今我们可以用一些带来便利和舒适的现代化产物来装点乡村的外在，但是寻找文化和美感则是更为本质的事情。

他表示，城市是人造出来的，而乡村是长出来的，中国特色美丽乡村的建设之路并不容易，因为我们需要先重新审视乡村、读懂乡村。搞乡村建设不能急于求成，要先读、先听、先看。

02

乡贤回乡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投资乡村的火苗一下子蹿了起来。企查查数据显示，2018年“乡村振兴”相关企业一共新注册了340家，同比增长了439.7%。2020年企业注册量则达到1039家，同比增长了26.6%，在业存续企业排行榜中，山东、浙江分别以523家、382家企业高居排行榜前两名。

在这个新赛道上，虽有些企业崭露头角，不过真正跑出来的其实寥寥无几。

乡村振兴的最终标志是什么，大部分人一定会认为是产业兴旺。因为乡村有了产业就能带动就业，进而村民就可以回乡安居乐业，但张孝德不这么认为。

乡村发展确实需要资本，乡村土地资源也确实需要盘活，但目前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政策中，背后都隐藏一个逻辑，就是想方设法为城市资本下乡创造条件，把这件事过度放大，变成了重中之重，这是值得警惕和担忧的问题。

谈及乡村未来的发展，张孝德表示，资本等只是乡村振兴中的辅助因素，而且必须在一系列约束机制作用下才能使用。乡村文明全面复兴最需要的，不是资本下乡，而是乡贤回家，让乡村和城市的人形成新的循环流动起来。

关于这一点，张孝德认为，可以借鉴古人的智慧。

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中，曾经建设了世界一流的城市和与城市同步繁荣发展的文明乡村，其中解决城乡融合发展的最关键的一个制度，就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制度。

中国古人一生的生活轨迹，小的时候在乡村读书，青年到城市经商做官，到了老年“告老还乡”。返回家乡的人带回了钱财、文化、经验、人才，去滋养乡村，这就形成了古代乡村社会的一种自然运输机制。

由于乡村是一个以亲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这样以亲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约束了告老还乡者，做一个乡贤成为必需的选择，修路、修桥、办教育、做公益事业，由此形成中国乡村特有的以乡贤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模式。

正是这样一个制度，非常好地解决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均衡发展、互动发展的问题。

“中国古人是有很多智慧的，在乡村建设方面，我们不必刻意学习西方，踏踏实实与中华文明做对接就是最好的选择。”张孝德表示。

他呼吁更多的人才能够投身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人来了，乡村就活了”，张孝德相信，当前，大家都涌向城市，但是物极必反，在未来总有一天，人们会开始向乡村社会回流。

03

两岸融合

韩国通过新村运动，短短20年时间就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用时接近百年的农业现代化。日本亦通过乡村振兴，实现了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中国和日韩同处东亚，三个国家在资源禀赋、农业特征和历史文化等方面也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日韩是中国推进乡村振兴时可借鉴的成功典范，也确有不少地方政府及学者对其展开了研究。

不过，相较于日韩，张孝德说，在乡村建设方面，其实大陆可以更多借鉴台湾的经验，因为台湾的乡建开始得比较早，更接地气、也更符合中华文化的大背景。

近年来，从产业培育到古厝活化，从文化创意到驻村乡建，已经有不少在乡村振兴中见证两岸融合发展的成功事例。

福建东山岛的铜砵村，曾是两岸有名的“寡妇村”，据载，1950年5月10日，国民党军队在撤出大陆时，从东山岛掳走4700多名壮丁，其中仅200多户人的铜砵村就被掳去147人，给原本安静的小渔村留下了91个“守活寡”的女人。该村对台交流历史悠久，祖地文史古迹众多，地理位置优越，靠近东山岛马銮湾景区，近来引进了台湾“透南风”乡建乡创团队入驻，开展“陪护式”设计服务，培育民宿、近海捕捞养殖等产业。2021年，铜砵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约56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6万元，今年以来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又增长了33%左右。

福清市的南宵村是革命老区村，进入7月，南宵村台商产业园内花果飘香，这里种植了凤梨、火龙果、芭乐、柠檬等多种台湾优质水果。产业园的落地正是南宵村招引台湾团队一起发展的成果。去年，南宵村盘活了西浦溪140亩土地，引入“台湾凤梨博士”黄来裕团队，目前已种植了25亩金钻凤梨，还设有“凤梨馆”，游客可在这里将采摘到的凤梨加工成凤梨酥。产业园还配套有开心农场、烧烤、野炊等，年均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30多万元，带动70多人就业，增加农民收入50万元以上。

李佩珍是一名来自台湾的规划师，有10多年参与乡村建设和社区营造的经验。2014年，她随团队来到厦门海沧区东孚街道下辖的一个自然村——赤土社。赤土社常住人口800多人，以前发展落后，古厝年久失修，很多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近年来，经过李佩珍的鼓励和推动，一批80后、90后年轻人依托海峡城乡发展基金会在赤土社成立“赤土工作站”，为村子量身定做“社区营造”项目。如今，赤土社的公益书院、陶艺馆等产业风生水起，村容村貌也发生巨大变化，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回乡创业。

台湾乡建乡创和大陆乡村振兴的交流与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但目前更多的是在民间体系，“将来应该在政府层面上进行推动，使民间行为上升到政府行为，这个非常重要，待疫情稳定之后，这个问题可以作为两岸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张孝德建议。

作者：马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