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西方国家纷纷采取了财政、货币双宽松的政策，这被认为是现代货币理论（MMT）“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实践。MMT对货币的起源或本质的认识符合人类学叙事。MMT认为是否具有实际价值并非货币的必要条件。货币的物理属性在持续变化，但本质都是发行者的借据，流通中的货币都是这种借据的“代币”。从这个意义上讲，MMT既是“现代的”，也是“古老的”。

人们之所以需要货币，是因为国家规定了货币的用途，几乎所有的交易行为和债务清偿行为都需要用货币，其中一些行为是强制性的，如纳税。在所有这些需求中，税收是最重要的机制，即税收驱动货币——政府只有先将钱花出去，人们才有钱纳税。这是税收的主要功能，而不是为财政支出融资。逻辑很好理解，既然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唯一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创造货币需求，因为这直接决定着政府可以花多少钱——相当于“木桶”的短板。所以，通货膨胀或货币贬值才是MMT的软肋，因为人们总是想尽快把货币换成实物，进而形成通胀螺旋。按照这个逻辑推演，政府加税的直接目的也不是创收，而是创造更多的货币需求。

在债务金字塔结构中，信用最高的政府债务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债务金字塔也对应着货币金字塔——货币就是央行的债务。央行负债侧的“高能货币”（现金和准备金）层级最高。综合而言，政府债务和主权货币都是稀缺的安全资产。MMT想用这种等级结构来说明，在税收机制之外，市场对政府债务和货币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它们是其它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扩张的基础。MMT认为货币是内生的，央行不能控制货币供给或银行的准备金需求，应该适应私营部门的需求，税收驱动货币的提法和货币金字塔的构想表面上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提供了逻辑支撑，却从根本上损害了货币的信用。因为它提倡财政主导，模糊了财政与货币的边界，损害了央行独立性。

历史上，各国都是通过在财政与货币之间建立“防火墙”而建立国家信用。MMT主张，在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胀压力较小的情况下，为满足充分就业目标，货币政策应当为财政赤字创造无限的融资空间和低利率的融资条件。这本质上与铸币时代财政部直接发行纸币无异。通胀或贬值可能会迟到，但难以避免，也必将损害国家信用。

为满足充分就业目标，货币政策应当为财政赤字创造无限的融资空间和低利率的融资条件。

MMT其实撕掉了财政与央行之间的最后一层“遮羞布”。后疫情时代，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无限量宽或将成为应对流动性危机的标准组合。低利率和低通胀的宏观环境提高了债务的可持续性，但也致使经济形成了对低息债务融资的路径依赖，催生了资产泡沫。财政赤字货币化不仅会恶化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在同代人之间同样是财富大挪移。贫富分化、资产泡沫和债务陷阱是共生的，将经济锁定在“长期停滞”状态。

从理论到实践以及对实践效果的评估，MMT都是分歧远大于共识的领域，一方面是因为MMT从方法论到政策立场都是反主流的，而经济学的话语权仍牢牢掌握在主流经济学家手里，在我们学习的从初级到高级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都不见MMT的踪影。另一方面，甚至在MMT阵营内部，也很难说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在公共讨论中，支持者往往神化了MMT，反对者又妖魔化了MMT。双方很难找到交集，与理论发展和政策制定都无益处。笔者认同财政、货币等需求侧管理政策应在经济衰退时期发挥积极作用，但对MMT的许多主张也持保留意见，如央行独立性问题。财政与央行的分工就如同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一样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协同，保持独立性与加强协同并不矛盾。

所以一个有益的做法是将MMT视为一种描述性而非因果推断的工具。资金流量－存量的一致性关系只是数量上的对等关系。它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的世界观，有助于从全局视野把握经济运行的结构特征，对主权货币国家如何制定政策有较好的启示意义，也给非主权货币发行国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作者：邵宇 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