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跟避险的关系，可以用波动率vix指数来衡量。当风险事件发生时，风险资产波动率上升，汇率的价格是稳定或者是上升的，这个就是避险。除了避险以外，还有其他的周期因素，可能是来自于经济周期本身的变化，这两种可能会叠加在一起，这就会使得整个避险的过程或者是资本流动的过程变得更无规律可循。美元指数和金融危机的关系大家都比较熟悉。地缘风险其实对整个资本市场包括货币属性的影响，总体来说不是特别长。一般来说一个月两个月算是比较明显的，股票市场更加明显一些，因为高风险的风险资产弹性会更大一点。

但是美元的周期不太一样，因为有一个套息的原因，当美元的利率开始收敛的时候，其也日益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特别是最近的阶段。这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一个强的避险货币，根本体现在自身的经济周期能够带动全球的经济周期，然后它的货币政策有比较大的独立性，或者说根本不关心自己是强势还是弱势，大家都会争抢它。

毫无疑问，现在除了美元以外，其他国家的货币要具有这样一个属性就很难。当然除了美元自身的经济能量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历史的沿革。

这一次俄乌冲突以后或者疫情这段时间，对人民币汇率所产生的跟以前不同的走势，那就是人民币其实跟美元没有关联得那么紧，特别是疫情之后。疫情导致中国供应链在全球的份额中更明显地上升，人民币跟美元相比，在实体层面上，至少在疫情这段时间我们是做了超强的准备。

然后在金融层面，投资货币这块的优势，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反转，那就说明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人民币还是一种风险资产，不是避险资产，所以这个属性就没有。

此外，来自于生产链的基本面的属性，疫情的反复对供应链的伤害以及实体经济的伤害，可能会达到、甚至会高于2020年的程度，而且可能会对后续引发比较长期的影响。供应链的问题，在这次的疫情应对中，是一个关键的争论问题。后续怎样去持久地应对保持投资和工业继续稳定是需要关注的。因为我们最大的优势来自于市场不断对外开放的进程。

换句话说，以制造业产能作为货币发行的主要来源的这部分优势可能在边际上是有所减弱的，这个时候避险属性或者大家对其喜爱的属性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也就是说，人民币拥有的两个比较有力的支撑或者说扮演避险货币的两个优点，其实都会慢慢地减弱。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人民币基本上没有具备融资货币的特征。中国香港有离岸货币，但是贷款创造有限，贷款就是作为融资货币的一种。有的人愿意用人民币来进行发债的融资，这个是关键。当然现在在各主体市场上，肯定都是以自己的国家作为债券发行的主体，但是能够吸引其他的地方：包括其他国家的公司，其他的主权的经济体，这才真正可以扩展本币的全球融资功能。另外在这两个基础如果弱化的基础上，我们就要去增加融资货币的空间，那才有可能最终成为一个避险货币。因为不管是日元、瑞士法郎，还是美元，肯定没有问题。欧元虽然不是避险货币，但它还是有融资的功能，而这块的话人民币还差得很远。

综合来看，美元的避险地位或者成为国际货币道路，其实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道路是收敛在一块。有比较大的对全球经济的产出，然后资产作为投资有吸引力，不管是城市群的资产还是股权类资产，达到一个驱动，不断增加投资的吸引力。美国也有投资的吸引力，比如美国的股市。我们以前的房子，未来的模型股市，另外在融资货币方面，我们通过离岸市场的超长发展，包括建立对香港或者新加坡作为互补的上海离岸金融市场的尝试，先把量做出来。我们还可以在相对比较友好的一带一路进行投资或者融资，当然更重要的是融资，发人民币债券。

我不太认同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3.0，它是以能源为基础，但这个能源是个过渡方案，目前欧洲有一个去俄罗斯能源供应的计划，这就意味着其实可能是绿色能源和储能元素，比方说像锂、镍，这些可能会取代原来传统的能源作为未来的这部分的基础，当然碳排放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而在数字货币、碳货币方面的探索方面，中国其实跟美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上文谈到的三条路径，即融资货币的路径，投资货币的路径，以及制造业或者生产能力为基础的货币发行的路径，其实都走得很艰辛很长时间，但是在新的能源、碳货币、数字货币方面，可能是一个换道超车的机会。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实现既成为避险货币，又成为储备货币或者是世界货币的一条路径。

作者：邵宇 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