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通胀率自2021年以来即持续升高，今年1月更比去年同期增加7.5％，成为自1982年即40年来最高的通胀率，因之市场纷纷预期美联储（Fed）将在今年3月调高利率，并一次升息2码（0.5个百分点），美国及全球股市为之震荡。

但并非所有意见均相一致。比如旧金山Fed银行总裁戴利（Mary Daly）似乎想踩点刹车：她提醒升息太“鲁莽且激进”，恐对Fed的目标带来反效果，暗示她不赞成3月一口气升息2码；与此同时，圣路易Fed银行总裁博拉德（James Ballard）则呼吁6月底前至少应升息1个百分点。由于从现在到7月1日，Fed将召开3次会议，博拉德的说法暗示，Fed至少会有一次会议升息2码。

美国Fed内部对货币政策的宽或紧经常会有意见的分歧，不足为异，但这次争论的焦点集中在2码或1码，或提前或暂缓，折射的确实是近一年来美国物价上涨的势头太猛。去年4月，美国CPI刚超过Fed设定的年度2％的弹性目标达4％时，Fed主席鲍威尔还说这是暂时性的通胀，意谓一段时间之后即会回落，未料此后CPI即如脱缰之马，从5月开始持续从5％、6％上升到年底12月的7％，再到今年1月的7.5％，显然美国物价的涨势已远超过Fed的预期。

西方经济学有一句名言：“货币政策总是来得太迟又太猛”，这句话，折射了货币政策一个重要的性质或逻辑，那就是货币扩张（相对于GDP的增长）必然会导致物价膨胀，但效果的发生通常会有一年、两年或甚至更长时间上的落后，以至于当人们感受或发现到物价开始明显上涨，才采取紧缩政策时已往往为时过晚，且因膨胀压力蓄积已久已大，一旦上涨势头很猛，这就逼得货币当局不得不下重药，大幅提高利息，否则不足以抑制通胀，但大幅升息又必然压缩需求，对生产、就业造成巨大冲击。这即是“货币政策总是来得太晚又太猛”的涵义。

美国这一波近40年来最大的物价膨胀，其源头应上溯到14年前2008年9月爆发的世纪金融海啸。为了避免重现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美国Fed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E），一连串的QE虽然稳住了金融与产业，避免了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但却像吃了鸦片上了瘾一样，在经济回稳该退出QE时却一再犹豫推迟，以致流动性愈放愈多；与此同时，物价的持续稳定也让货币当局吃下了定心丸，继续QE不止。

其实物价此前之所以未涨，很大原因是释放出来的海量流动性都涌入了楼市、股市、债市等资产市场，未对一般物价构成压力。一直到了近两、三年，各国资产市场早已呈现泡沫再已涨不上去甚至开始回落时，大量的流动性才从资产市场流向商品市场，终至于反映到CPI的快速上涨之上。美国Fed不是不知道此中道理，只是只要未见到CPI上升就心存侥幸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那就是执政当局（总统）对Fed的无形压力与影响。

美国总统4年一任，最大的关注就是能否连任或者期中选举，当然偏好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反对任何的升息。2018年鲍威尔终于下定决心连续升息四次，惹怒了特朗普总统，抱怨连连，甚至公开表示可能开除鲍威尔或将他调职。特朗普的态度也让历届前任Fed主席不满，4位前任Fed主席，伏克尔、格林斯潘、伯南克与耶伦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公开信指出“身为Fed前主席，我们一致认为Fed必须独立行动，保有基于国家最佳利益决策的能力，而不是以符合一小群政治人物的利益为出发点。”此一事件，充分折射了Fed传统上应被视为独立机构的独立性已无法坚持保有，因为在过去从未见过美国总统公开对Fed主席施压。

近年来，作为全球两强的中国和美国，方方面面的表现很容易被人们拿来作为比较，而且越比较，越觉得美国的体制其实并不如一般人想象或美国专家强调的那么完美，甚至问题不少；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产业、技术等各方面的指标都显得不俗外，在基建、扶贫、共富、反腐、防疫等许多方面也都表现出色，后者，总的来讲，就是所谓的“国家治理能力”，或者说，是所谓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中制度自信的范畴。如今，在攸关货币政策的金融体制方面，中国货币政策的拟定与运作，显然并不存在着来自选举或政治因素的干扰，似也因此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另类的制度优势或自信。

作者：石齐平 系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