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奥会前夕，欧洲媒体对这场疫情期间的体育盛会颇多微词。继而，美国发起政治抵制，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相继呼应。但奥地利各界有识之士，大都取公正、客观、理性态度。2月3日下午，奥地利“城市论坛”等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体育与政治”的线上论坛。来自体育、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欧洲专家齐聚网络，就当今世界的体育走向，奥运精神，以及政治干预等话题，展开了深度探讨。

论坛应邀嘉宾，包括彼得·维特曼博士（联邦总理府前体育国务秘书，奥地利联邦体育组织和残奥会前主席）；马丁·索罗斯先生（资深体育记者，曾参观包括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在内的 5 届奥运会，以及百余次世界或欧洲锦标赛事）；以及马库斯·肖伯（维也纳教育学院院长，维也纳州议会和市议会议员）等。

面对当今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参会者皆注意到政治分化体育的现象，并对体育与政治的今昔关系，北京奥运的意义，后疫情时代的体育等话题，给出了各自的观察和阐述。

彼得·维特曼博士指出，生活在当今两极分化的世界中，人们不应忘记历史，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彼此融合，一向很困难。然而，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体育运动都是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美妙事物之一。即使在冷战期间，人们也认为奥运会应该超越政体之间的差异。维特曼博士说，西方体制/国家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抵制北京冬奥会，属于不必要的傲慢。如果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制度与西方不同，那么在任何时候去进行所谓的政治抵制，都是毫无意义的。将政治带入奥运会，是个错误的做法。体育是个注重表现的东西——谁最快、谁最强，有客观的衡量标准来衡量胜负。赢得比赛胜利才是奥运会最重要的事情。

马库斯·肖伯则强调，体育和政治一直紧密相连，尽管他不认为政治应该干涉体育运动。他引用了特蕾西·霍姆斯（Tracey Holmes）就 1936 年柏林奥运会及之后几届奥运会所列举的例子：“1936 年柏林奥运会被纳粹宣传机器劫持；1970 年代的奥运会被人们铭记为东德使用兴奋剂和以色列人质危机的时代；1980 年代搞抵制奥运会，现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我们又面临着一场被安全问题、政治动荡、寨卡病毒、兴奋剂事件等困扰的奥运会……”。

社交媒体的介入是肖伯先生提及的另一个关注点，他说，如今体育和政治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因为它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直接与数百万人交流；运动员不再只是运动员，而是极具影响力的人，他们在运动场内场外都表现得像榜样或偶像。肖伯先生认为，运动员可以接触到数百万人是件好事，但他们不应该与他们国家的政治直接相关联。毕竟，人类重要的事，不是分裂，而是团结，尤其在体育世界，那儿，每个人都该有宾至如归之感。奥运会是运动员的比赛，肖伯先生说，没有人应该去抵制 2022 年奥运会。

马丁·索罗斯先生在发言中，进一步解释了体育与政治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事实上，他认为在所有国家，包括奥地利，体育界都直接依赖于政治，由政治/政府决定为其国家的体育联合会根据不同条件提供基础设施和基本资金等。没有政治，体育就无法生存。政治领导人——甚至在地方一级——都会“合法地”利用或滥用体育舞台来传递他们的政治信息。“这正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与北京冬奥会有关的情况，”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制造画面，抓住机会传达他们的政治和生活方式 。”

索罗斯先生坚信北京冬奥会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好的冬季运动会。根据他参加顶级赛事的丰富经验，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奥运会是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有史以来最好的奥运会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他提到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因为他在中国旅行了几十年。至于所谓的抵制，他认为可以一笑置之；比赛是运动员的事，也是为了未来，世界应谈论体育为人类共处而创造的机会。

论坛期间，与会嘉宾还讨论了奥运会作为体育、教育和文化桥梁的作用，后疫情时代的体育伦理，以及数字和人工智能时代体育的未来。所有人的一致期待，是希望奥林匹克精神长存，继续助推积极的社会变革。

“城市论坛”秘书长伯恩哈德·米勒先生在为此次论坛进行总结时表示，关于2022 年冬季奥运会，如果说不幸的是有人试图搞“抵制”，那么幸运的是，真正抵制冬奥会的外交官为数极少。新冠大流行对许多伟大的运动员来说已经够难了， “抵制”不该在这儿有任何立足之地。“我们生活在危险的时代，我们必须努力防止新的冷战，共同解决气候变化、贫困、恐怖主义、社会不平等、世界饥饿等世界重大问题。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倾听他人的意见，达成相互理解，”他强调道。

“给和平一个机会”，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说。此前，他在一次视频会上曾说，北京作为首个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正在创造历史，他对举办安全而有保障的冬奥会充满信心。这也成为此次论坛参与者的共同信心。

作者：常晖 系本刊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