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拜登政府12月9日召开了一个在线的“民主峰会”，10日惨淡收场。美国政府本想利用这个“民主大会”的机会，表现一下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特别是想利用“民主”这个理由来孤立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然而，拜登政府显然失算了。无论是美国的舆论还是欧洲的舆论、甚至发展中国家的舆论，对此次峰会的讽刺挖苦都远远多于肯定。

美国组织这次“民主峰值”失败有诸多原因，而且如果美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未来恐怕还会遇到更多的危机。

首先，美国的“民主制度”无论在美国还是在美国的盟国都在广泛受到质疑，继续以“民主”的名义鼓吹自己的优势恐怕会贻笑大方。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的民调结果显示，仅有7%的美国年轻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运行良好；有27% 的美国年轻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运作得还算不错；但是，有39% 的年轻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陷入困境，还有13%认为，今天的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民主国家。美国民调机构皮尤中心在美国的欧洲盟国的调查表明，超半数以上的欧洲人不认同美国的民主，认为美国民主陷入了危机。民众的情绪很好地解释了，如果美国政府想继续用“民主”这块招牌来忽悠人，那下场一定很悲催。

其次，民主只是一种公共治理形式，用它来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这不但无法成功，还显得有点滑稽。法国人托克维尔大概是最开始系统研究美国“民主体制”的人。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明确指出，民主这种治理形式对地方治理可能非常有效，可以说是个好制度；但在制定对外政策上，民主应该说是一无是处。当今的美国人可能还在学习托克维尔这本书，但他们却似乎没有理解托克维尔。托克维尔把美国制度中的不同权力描绘成不同的功能。民主部分是国会部分，特别是众议院部分，因为那是由各州的代表组成的。而行政部门，特别是总统则被描绘成更像贵族共和制的权力。国会议员因为要代表百姓，而百姓一般只顾自己看得见的利益，所以倾向于短视。当国会干涉外交政策时，往往只看到非常近期的利益，容易采取非常激烈的立场。而外交政策需要考虑方方面面，考虑长远利益，因此不适合民主那种盯着短期利益的决策机制。托克维尔认为，幸好美国的总统还有某些贵族共和制度中的特点，因此由总统来主要负责外交政策，还可以比国会考虑得更周到些。但在美国的历史上不乏国会逼着总统最终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极端政策的例子，比如美西战争。当今，美国的国会在外交政策上仍然十分激进和短视。比如，国会积极鼓吹要推动台湾进入国际组织，尽管拜登政府不断重申美国仍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历史上，美国的外交政策从不顾及“民主盟友”。比如，法国曾出钱出兵帮助美国民兵打赢了独立战争。但法国革命后，美国却根本不同情法国的“民主政权”，甚至还要赖账，声称当年借法国的债是向法国王室借的。法国一怒之下扣押了美国商船，美国便要发兵攻打法国，法美这两个民主政权差一点儿兵戎相见。

再次，民主无法唤起民众为它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精神。当今世界，民主是一种社会与国家治理的形式，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当这种治理形式的毛病在美欧等国家越来越突出时，当它无法给民众带来更多的福利时，用“民主”这面旗帜无法召唤民众为它去赴汤蹈火，却只会让不同的民众互相指责。毕竟谁也不能垄断民主的定义，很难说谁的民主比别人的民主更好。美国的民主其实是非常近代的政治产物，并不像美国宣传说的那样，从建国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民主的灯塔”。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把民主当成洪水猛兽，设计的三权分立框架就是为防止民众滥用“多数的暴政”。过去能参加投票选举的人也少得可怜，只有农场主和资本家才有投票权。后来，在各种社会抗议活动中，民众要求扩大选举权，财产权作为必要的条件才逐步退出了政治舞台。但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投票权也经历了种种曲折，甚至国会通过了黑人投票权后，黑人在多数州里仍然无法享受这一权利。直至20世纪60年代，在黑人政治运动的压力下，国会才又通过了法案，使黑人的投票权得到了保证。两极世界时，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自由国家，只是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才摇身一变，成为了“自由民主”国家。随后，当美国发现，可以利用民主这一旗帜，光明正大地在其他国家推行颜色革命，颠覆其他国家不听自己话的政权时，美国才开始打造“民主同盟”这一产业，以便更好地推行它的全球霸权。

最后，美国想利用打造“民主同盟”的办法来重新塑造全球的产业链，把与中国脱钩、把中国排斥在全球产业链之外当作它统领的“民主同盟”的目标注定会是竹篮打水。美国总统拜登在“民主峰值”上危言耸听，号称全球民主受到了威胁，只有团结起来，重塑产业链，重振制造业，才能应付来自威权主义国家的挑战。其实，从上一届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一直在想用提高关税、限制技术出口、甚至“长臂管辖”等方法，逼迫美国企业与欧、日企业离开中国。但是，几年“贸易战”下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继续增长，因为这是市场的趋势。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克服了意识形态障碍，欢迎美国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给中国提改革建议。他们建议中国释放更多市场的力量，减少行政干预。中国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焕发出市场的力量，经济增长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而现在，当美国经济遇到困难时，美国政府却想用政治办法，用行政干预的方法去对付遇到的挑战，这使中国人不由得感到滑稽。美国驻华商会不久前的调查表明，70%以上的美国在华企业都有扩大投资的愿望，对美国政府要求它们回归美国的要求置若罔闻。这才是市场的力量。难道还需要中国人告诉美国政府，若他们的决策不断违背市场的规律，最终一定会遭到市场的惩罚吗？

 
作者：丁一凡 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