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阵子，中国大陆的理论界与政策界有一些动向很值得关注：（1）7月底北京开了一个“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论坛，有解读说，这是中国打算参考德国模式，在产业发展上更加重视实体经济的宣誓会。副总理刘鹤在会上说，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好，坚决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2）同样是7月，大陆经济界有本热门书，书名是《金融的谜题》，副题是“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作者是张晓朴，现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局局长。（3）更早，2015年时，经济学家李稻葵就与德国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创始人合作，完成了一项针对德国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德国模式的中国借鉴》。李稻葵当时指出，相对于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一众民族与社会，德国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基础性机制与中国最为相似。刘鹤、张晓朴及李稻葵均为体制内的官员或智库学者，他们的观点，著作与意见，摆在一块合起来看，自然传达出某种有关“德国模式”的强烈信息。

新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首先借鉴的是苏联模式。政治上是一党执政及中央集权；社会上是追求平均主义及思想统一；经济上则是100%计划经济加100%公有体制加100%闭关锁国，此一期间（1949年至1978年），在苏联的帮助与支持下，中国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的重化工业体系，但由于效率及生产力低下，基本民生问题未能解决，于是有邓小平在1978年底中共11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因此从1979年开始，在保留了部分公有体制与经济规划下，逐步从苏联模式转向了市场经济，后者则是一种综合，内容既有美国模式、新加坡模式，也部分采择了香港模式与台湾模式，过程则是“摸着石头过河”。由于美国模式毕竟是市场经济的代表，因此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主要参考美国，产业政策如加工区、免税区等则参酌了四小龙的经验，综合起来，就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大陆从1979年到目前2021年总共40多年的发展，大致可略分为两个阶段：（一）1979年至2012年的【1.0】阶段，及（二）2013年迄今及以后的【2.0】阶段。【1.0】与【2.0】两个阶段的分界点是2012年底举行的中共18大。

【1.0】阶段的三十多年，中国在增长上取得了很出色的成绩，GDP在全球的排名从第15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二位，百姓生活也获得了大幅度改善，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拉大，环境生态恶化，社会矛盾浮现，腐败问题严重；另外，与发达国家比较，也存在品质不精、创新不足、企业伦理有待提升的问题。从宏观角度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受美国影响明显，失之于过于宽松，以致在金融稳定及财政健全上都存在着不少隐忧；大规模都市的发展在都市管理上也出现了交通阻塞、垃圾处理等麻烦；至于教育、住房、医疗改革也未竟全功，不能让人满意。

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第一步，2012年中共18大之后开始启动“全面深化改革”，先就中国体制本身原本就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部分，以“全面”针对“不平衡”，以“深化”针对“不充分”，进行矫正。具体而言，即是把以往高度集中于经济的改革，延伸覆盖到包括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及环境生态”的“五位一体”发展，这是“全面”。另外，则针对“经济”部分予以“深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为排除改革阻力，厉行大规模反腐。

第二步，则是针对“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反思、检讨与修正。目前看来大约有三个方向：

（一）在宏观调控方面，逐渐扬弃美国路线，更加重视货币纪律与财政纪律，对“奥地利学派”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在民生领域的公共政策方面，对“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住房政策，及“职业教育及工匠精神如何与普通教育、学位教育取得平衡”的教育政策，及“如何普及医疗服务及提高医疗品质”的医疗政策，及“如何在资源运用及可持续发展上取得平衡”的资源政策，及“如何规划建设最适城市规模以避免城市过大所滋生的都市困扰”的城市规划政策等等进行深刻反思。

（三）在“企业发展、企业文化及企业伦理”三方面如何能够兼顾上进行探索。

应该看到，以上三个方面，在美国模式之外，德国模式似乎都能提供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角度，不妨就称之为“有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吧。

“全面深化改革”如能朝着这样的方向探索思考，以进一步丰富“中国模式”的内涵，值得期待。

作者：石齐平 系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