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问题一直是香港社会的一大痛点，人均居住面积全球最小，供楼负担全球最贵。港府数据显示，香港打工仔今年首季的每月入息中位数为2万港币，以购买市区一个500平方尺(约50平方米)的住宅要1100万港币计，港人要不吃不喝45年才能供完房子。

房价越来越高，基层只能越住越穷，近年香港不仅豪宅纳米楼如雨后春笋诞生，劏房和笼屋的数目也持续爬高。

“劏”为粤语，意思是“剖开”，为了大户型单位更易出租、或者获得更高租金，将一间普通住宅切割成多个细小独立的单位，有业主甚至将一间400尺单位劏成20个上下格的“子弹房”床位。

劏房大家都看得多了，那什么是笼屋呢？

笼屋早在港英时代开始出现。在1985年之前的香港，单身人士不可以申请公屋，租金便宜的床位寓所便成为这类人群的选择。

当时很多劳动阶层的单身汉，租住三尺乘六尺的床位，几十号人共用一个厨房及厕所，业主利用铁笼做出上下两层，甚至三层的床位，也就是“笼屋”。

笼屋唯一的好处就是便宜，正常单位一般月租过万，劏房也要5000港币左右，而笼屋只需要一千多港币。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曾多次表示，“笼屋是对人类尊严的一种侮辱”（An insult to human dignity），并且认为“香港政府在握有充足的财政资源的情况下，对笼屋的不作为是不可容忍的”。

可奇怪的是，过去几十年每一届港府都声言视住房问题为重中之重，意图扭转乾坤，但到头来无不灰头土脸。几十年过去，“住”仍然是最困扰港人的社会问题。

现在，解决香港房屋问题的信号似乎出现了！

7月1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上表示，本世纪中叶当国家“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时，香港亦是一片光明，“现在大家揪心的住房问题必将得到极大改善，将告别劏房、笼屋”。

有港媒解读，夏宝龙用上“必将”一词，严格来说已不止是一个愿景。这既是香港社会所欲，亦是中央对治港者的硬要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现在距离本世纪中叶看似很远，但要令告别劏房笼屋的愿景成真，现在就得着手去干。

香港房屋问题的最大根源是用地严重短缺。港府常言已在积极觅地建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曾表示，当局视觅地建屋如“行军打仗”，但其实效果充其量只属寸进。各种方法自是会遭遇不同利益团体的阻力：开发郊野公园边陲地带会破坏环境，填海造地会影响生态，发展农地会涉及业权问题……而当社会各界无法达成共识时，当局往往选择重新斟酌，最终或议而不决，或决而不行。

除各种既得利益阻力外，香港冗长繁复的土地开发流程亦常年为业界诟病，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日前即罕见公开批评制度之因循守旧、费时耗力。根据香港现行的法定程序，“生地”变成“熟地”再建成房屋，随时要接近20年，虽然近年政府提出加快土地审批流程，城规、环评等部分程序改为同步推进，确实节省了一些时间，然而仅靠小修小补，实在难以显著改善。

改变当前状况，港府必须改变思维，破旧立新，拿出一个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定下一些硬指标，既要有提供现金津贴、兴建过渡房屋、管制劏房租金的短期“止痛”措施，也有清晰的中长期目标和工作计划，确保按照进度向前推进，继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难以缓解积压的结构性矛盾。而光说不练，或原地踏步，“做过”即当“成功”，更是将失信于民。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金庸先生就曾在《明报》的社评中写道：“港式繁荣”是今日世界资本主义最直接的形态（金庸也曾形容是“放任式资本主义”），充满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罪恶与不合理”。资本家为所欲为，政府干预保持在最低限度，税率甚低，福利不足。对大多数港人而言，生活费用高，生活其实很困苦。“尤其，前几年大地产商拼命榨取可耻利润，抬高屋价，使得全港工商界（除地产商和业主之外）和职工、市民人人喘不过气来。”他当时就认为，“‘港式繁荣’未必是什么好东西，终有一天要修正、要改变、要消灭。”

现在，香港在经历了黑暴和完善选举制度后，已充分具备“修正与改变”的机会和可能性。完成未来三场重要的选举之后，香港可望结束无休止的政治争拗，聚焦于改善民生经济事项，坊间过往的觅地建屋建议，亦可以重新理性讨论。

中央已把近亿山区贫困人民移居至现代化乡镇，改善其生活质素，有优厚储备的港府为何不能？期望港府尽早提出解决方案并订立时间表，实现告别劏房笼屋的愿景，重燃市民安居希望。

作者：马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