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华北历险记

2021-07-14 12:07评论关闭Views: 90

maozhuxi

1947年底,河北石家庄解放,晋察冀豫根据地和晋察冀根据地连成一片。1948年5月9日,晋察冀与晋冀鲁豫合并为华北军区,司令员为聂荣臻,司令部设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1948年4月,聂荣臻接到晋绥军区的电报,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晋西北开完土地会议后,要到晋察冀来,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到华北来,将会大大加强党中央对华北工作的领导。

自解放战争开始直到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一直坚持不离开陕北。他率领着一个小小的指挥机构转战于陕北黄土高原,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与国民党胡宗南部的几十万大军周旋。直到陕北局势完全好转后,他才决定取道晋绥前来晋察冀解放区。

中央把大本营放到华北地区,事情非同小可。聂荣臻立即找来晋察冀中央局副秘书长周荣鑫,亲自交待注意事项,让他带上保卫干部和警卫员去五台山迎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周荣鑫赶紧布置,不但把自己和作战科住的3间房子腾出来,收拾好,还把前面的几排房子腾出来,给毛泽东及随行人员住。

4月11日下午,联络人员回来报告:毛主席今天到来。聂荣臻立即走出城南庄五六里去迎接。傍晚,迎到了毛泽东的车队。毛泽东是乘坐吉普车来的,一同来的还有周恩来、任弼时等人。聂荣臻赶快迎上去握手,关切地说道:“主席,你的气色不太好,到了这里,休息一段时间,好好恢复一下。”毛主席兴致勃勃地看着周围,说:“你们这里不错嘛。”

这几天城南庄戒严,老百姓不懂戒严的含义,越是不让出门就越好奇,都跑到房子顶上去看,那些平房差不多全都成了看台。

聂荣臻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迎进收拾好的小院。毛泽东住进为他腾出来的两间房子,任弼时和周恩来住房前面的一排。再往前的一排,一边的4间住胡乔木、陆定一、陈伯达、叶子龙,另一边是会议室。这三排房子周围的墙围成一院子,后面依托着小山,从毛泽东的那排房子向后走,出后院门便是防空洞。防空洞筑在山坡上,土质甚好,相当牢固。小院大门外是一条公路,公路边上栽种着一些白杨树。小院距城南庄还有一段距离。

周恩来和任弼时在城南庄住了10天就去西柏坡了,因为中央机关驻在西柏坡。毛泽东和聂荣臻每天都有接触,经常谈些问题,回忆往事。聂荣臻自1931年底长征结束,一直与毛泽东在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最艰苦的岁月。1943至1945年,聂荣臻又在延安住了一段,经常见到毛泽东。两人有许多能够共同回忆的历史和需要共同研究的问题。一次,他们兴致极浓,彻夜长谈。毛泽东谈至陕北到晋察冀的沿路景观、谈党的政策、谈历史上执行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谈在中央苏区时的“左”的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毛泽东还特别称赞了晋察冀的群众,说一过龙泉关,群众格外热情,简直像当年到了江西兴国一样,群众都是笑逐颜开。聂荣臻谈建立抗日根据地时如何接受了历史教训,认真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的群众,避免了重犯历史上的错误。聂荣臻还谈了晋察冀的土改问题。毛泽东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到午夜时,毛泽东谈兴犹浓,叫聂荣臻搞点酒来,他们两人慢斟细酌,侃侃而谈。最后,毛泽东谈到关于解放战争的想法,他说:抗日战争打日本是要持久的,解放战争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越快越好。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军的力量,去年已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下一步拟让陈(毅)粟(裕)大军的一部打过长江去。再下去,就是彻底解放全中国的问题。华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仍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兵团。那时候,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敌人只守着几个城市,部队建制用不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后再解放华北剩下的城市,他们的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东方出现曙光。

聂荣臻希望毛泽东在城南庄把身体养好。那时,城南庄没有什么好吃的,毛泽东喜欢吃鱼,聂荣臻派警卫员到小河里去捞。河水没及脚面,鱼只有指头大小,警卫们把一个坑洼的水掏干,才能捉到一些。但是,炊事员把小鱼油煎红烧,香味扑鼻,毛泽东吃得很香。

聂荣臻向部属交代,要注意保密,毛泽东丢掉的废纸一定要烧掉,但秘密是难保住的。毛泽东到城南庄的第二天,出去散步,碰到一位老农民在田里干活,毛泽东便和那位老农民聊起来,结果消息传开了。毛泽东去几里外的温塘洗澡。一路上有许多群众围着看,警卫人员要把人们赶开,但毛泽东不让。所以,对于毛泽东的保卫工作,聂荣臻格外小心,务必设法做到万无一失。

国民党特务组织国防部保密局也很快知道了中共中央已从陕北转移到了阜平地区。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距离城南庄不远的王快镇开了一个烟厂,这个烟厂的经理孟宪德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了,在烟厂建立了特务窝点。王快镇是一个繁华的山区小镇,军区司令部的司务长刘从文常去那里买东西,特务组织就下本钱拉刘从文。

刘从文是本地人,1939年到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当兵,任合作社炊事员,后调至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当炊事员,1943年提为上士(即给养员),1945年任司务长。刘从文平时虽然工作积极,但思想上有很多旧东西,容易被人利用。他参军近10年了,还未加入共产党。他家庭困难,很快被特务发现,他们首先利用吃吃喝喝拉拢刘从文,又用钱财把他拉下水,国民党还委托他为“上尉谍报员”。在毛泽东来之前,孟宪德曾经把毒药交给刘从文,让他把毒药放到聂荣臻和军区其他领导人的饭菜里,毒死他们。但刘从文害怕事后逃不掉,没敢下手。毛泽东来到城南庄后,聂荣臻指定专人给毛泽东做饭,刘从文更没有下手的机会。他们就给国民党提供情报,让飞机来轰炸,企图把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炸死。

这天,聂荣臻忽然听到屋外空中有敌机的轰鸣声,他急忙走出房屋向外看,晴朗的天空里有一架敌机正在城南上空盘旋。接着,后面传来更沉重的飞机轰鸣声,他向远处天空望去,见又飞来两架敌机,听声音好像是B-25轰炸机。聂荣臻没敢耽搁,快步向毛主席住的房间走去。

聂荣臻走进毛泽东的屋子时,他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休息。聂荣臻走上前,小声又急切地说:“主席,敌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

毛泽东坐起来,非常镇静地看了他一眼,风趣地说:“不要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非是投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聂荣臻看到毛泽东不想进防空洞,心里非常着急,连声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同时让警卫员去取担架。

这时军区参谋长赵尔陆也进来了,聂荣臻看到警卫员取来了担架,示意赵尔陆和警卫员把毛主席抬走,赵尔陆立即把毛主席扶上担架,两个人抬起担架就往外走。外面的警卫人员和秘书见参谋长和警卫员把毛主席抬了出来,马上接过担架,一路小跑,把毛主席抬进防空洞。聂荣臻也随着担架进了防空洞。

大家刚进防空洞,敌机就开始轰炸,只听“轰隆、轰隆”几声巨响,小院附近,升起一团团烟尘。

敌机走后,聂荣臻到小院里查看敌机轰炸情况。敌机一共投了5枚大型炸弹,一枚落到了小院里,两枚炸弹落到了较远的地方,一枚落到了驻地的东南,一枚落到了后山坡。

聂荣臻又到房间里查看,小院里的是杀伤弹,毛主席住的房间,门窗玻璃被炸碎,屋里的暖水瓶也被弹片炸碎了,还有买来的一些鸡蛋,也被弹片崩了个稀烂。看到这些,聂荣臻未免后怕起来,如果不是刚才当机立断,毛主席很可能被敌人的炸弹伤害,那后果……

事后,聂荣臻围着小院反复观察、思考。毛主席到城南庄已经一段时间了,虽然军区采取了措施,加强了保卫工作,也有可能传出消息。虽然军区对毛泽东的住处进行了严格控制,除经过审查的身边人员,一般人员并不知道毛主席的具体住处,但从敌机轰炸的情况来看,敌人不但知道毛泽东来到了城南庄了,还知道了毛泽东的住处,所以,他怀疑有敌特潜到了内部,召集警卫人员把被炸坏的东西简单收拾过后,就叫来政治部和保卫部门的同志,让他们立即调查。

第二天,聂荣臻找到毛泽东,建议毛泽东住到离城南庄几里地一个叫花山的地方去,因为那个地方夹在两山当中,更隐蔽、更安全。毛主席表示同意,随后,毛主席搬到了花山住,又过了几天,转到了西柏坡。

毛泽东走后,聂荣臻亲自主持调查轰炸的事情。虽然有几个被怀疑的人员,但是都没有真凭实据,只得暂时搁置下来。

毛泽东住处遭到轰炸后不久,国民党特务刘进昌、刘从志先后两次跟刘从文接触。一次交给他白洋布13尺,一次交给他大烟土7两,白洋布1匹。明确告诉他,这些东西是因为他在城南庄提供的情报准确、配合国民党飞机轰炸成功而受到的奖励。在当时条件下,特别是在根据地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这些白洋布和大烟土是相当值钱的。国民党特务刘进昌曾拍着刘从文的肩膀说:“老兄啊,好好干吧!管他娘的什么国民党、共产党,反正有奶就是娘。以后任务完成得好,可到保定,有少校以上职位给你,愿意做生产,有十几亿法币的资金给你。”

刘从文收下东西不久,特务王保生又找过刘从文一次,这次,刘从文将华北军区机关所在地烟堡村、马山村等地的情况,详细告诉了王保生,还把军区首长的行踪也报告了王保生。对党中央领导人的驻地,刘从文因没有去过,只知道大概在平山东柏坡、西柏坡一带,他把这些情况也提供给了王保生。就在刘从文向王保生提供情报的第五天,国民党飞机对烟堡、马山等村庄进行了一次大轰炸。

这天,驻在烟堡村的军区机关吹起了防空军号,村里的老百姓来来往往惊慌地跑着、喊着,孩子们吓得哇哇哭,还没有来得及向村外疏散,一架、两架、三架、四架……共12架印有青天白日标志的国民党轰炸机迅疾飞来。敌机欺侮我军没有防空火力,俯冲得很低,炸弹准确地投到了军区驻地。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咯咯咯的机枪扫射夹杂在一起。霎时间,一片浓烟和尘土腾空而起,烟堡村军区司令部新建的80多间房舍被全部炸毁,军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了很大损失。飞机刚轰炸完,烟堡村西头的菜地里,国民党特务刘从文赶紧从黄瓜棚的竹竿上收白洋布。这次国民党飞机之所以炸得这么准,与他用白洋布给飞机指示方位有关。从军事上说,将白布或红布、黑布铺在地上,或搭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军语称“布板信号”,敌人一次又一次地给刘从文白洋布,就是叫他干这个用的。当刘从文从菜地往外走时,忽然从路边起来一个人,是军区机关中灶食堂的高司务长,两人平时有过工作关系,也比较熟悉。刘从文先是打算把白洋布塞进筐里,但立即否定了这个主意,如果高司务长已经看到了这块白布,肯定会问这块白洋布的来历与用途,答不好会引起他的疑虑,因为,白洋布在解放区还是比较金贵的东西。他干脆把白布装进篮子里,心里开始编瞎话。没有想到,高司务长只是看了他一眼,没问白布的事。这样一来,刘从文更害怕了,他左思右想,决定把高司务长杀掉,以免露馅。

当天傍晚,刘从文先来到马山村,找到了高司务长的房东马老头,他知道这老头是个国民党员,就花言巧语说了敌机轰炸和保卫部正在严厉追查的事,并说原来的国民党员都是重点审查对象,而高司务长已经开始怀疑他……,马老头听刘从文这么一讲,很害怕。若高司务长向领导告发,虽然飞机轰炸的事不是自己告的密,但自己是国民党员,到时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现在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错杀个把人有什么稀罕!他说:“刘司务长,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刘从文说“我看先下手为强,把他干掉!”刘从文说着,向高司务长睡的地方看了一眼。马老头没有多思索,说:“我看也只能这样。”

刘从文杀气腾腾地说:“这事我来替你处理。不过,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若有人追查,不管是什么人,你得一口咬死,绝不能说出我来。”

马老头连连说:“知道、知道,你是帮我办事,恩重如山,就是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会说出你来,你尽管放心。”

夜里,刘从文溜到马老头家,摸到高司务长睡觉的门板前,举起砍刀,将高司务长杀害。

当时,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正在调查军区机关被轰炸的事。当天,侦察科长徐桐冈忽然接到电话,说中灶食堂司务长被杀,要他们迅速回去。他们赶回机关后,简单听别人介绍了情况,就去进一步勘察现场。保卫部的同志们分析,房东都已经六七十岁,不一定会亲自作案,但是凶手作案时一定会有些动静,他们年纪大了,不会睡得很死,会有所察觉的。同时,四邻都未听到他家的狗叫声:说明凶手可能是他家的熟人,当然也可能是凶手用药将狗麻醉了。更令人怀疑的是高司务长被人杀死后,天已经大亮,老两口仍在房上没有下来。询问他们时,都回答“什么也不知道”。经调查,老头是个国民党员。因此,老头就首先列为被传讯、调查对象。审查中,他仍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拒绝回答。第二天上午,准备再次进行审问时,发现老头用手帕堵住喉咙,自毙于房中。回头找老太太,发现她已服砒霜死在房屋的平顶上。在她的尸体旁边放着几块西瓜皮,室内有饭碗,里面还有剩下的砒霜渣。看来,她是有准备地服毒自尽的。老两口在没有逼供的情况下,很快自杀,更加令人可疑,他们不是凶手,也是帮凶。遗憾的是,侦查线索从此被切断了,人们也没有把杀人事件和飞机轰炸联系起来考虑。高司务长被人残杀,最后确定是“暗藏的敌人在搞阶级报复”。这个事件被称为“马山事件”。很多当年华北军区的老同志都知道。

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轰炸阜平县城南庄毛泽东的住屋,后来又连续轰炸华北军区新驻地平山县烟堡等村庄,这一桩桩触目惊心的事件,引起了军区首长的高度重视。敌人轰炸城南庄毛泽东的住屋,炸得那么准,没有内奸指明方向,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城南庄在太行山深处,虽然庄子不小,但敌人飞机要找到它很不容易。找到了这个村庄,要炸准毛主席的住屋,更是极难。后来,华北军区机关搬到平山县烟堡、马山等村庄,敌机又轰炸过多次,把军区司令部机关新盖的80多间房子都炸塌了,说明敌人知道军区机关的新地址,同时,也说明军区机关有人向敌人告密。问题是奸细在哪里?谁是奸细?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参谋长赵尔陆,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领导人,多次议论这个问题,断定在我党、政、军高级领导机关中有奸细,或地方上有敌人的坐探,于是,不仅在军区机关内部加强侦破工作,在地方也布置了侦查任务。但始终没有结果。

1948年11月12日,我军解放了保定,从敌特没有来得及销毁的档案中查到,国民党占领保定期间,国防部保密局在保定设立了一个工作站,阜平有个潜伏组,其中有个组员叫刘从志。经过群众揭发和组织上的调查,发现刘从志和刘从文是本家兄弟。国民党特务阜平潜伏组的一些成员,大多以跑买卖为掩护,活动于阜平县城、王快镇以及温塘等地,刘从文、孟宪德和他们有接触,所以被当成重点怀疑对象。很快,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京,华北军区机关也陆续搬往北京。刘从文工作很积极,同志之间关系搞得不错,没有与可疑的人来往,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好像不会是奸细。

不久,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对敌特的侦破工作有了重大突破。一天,情报工作人员截获了一封明码电报,电报是国民党特务阜平潜伏组组长刘其昌逃到绥远后,向国民党保密局派发的,电报中除报告了特务活动的情况以及要求拨给经费以外,还有一段这样的内容:“职组组员刘从文,自参加工作以来,年余,该员对工作尚称努力,每次情报颇有价值,职拟将其按中尉待遇,正式任用……”电报中,还提到军区司令部大丰烟厂副经理孟宪德的名字。案情终于大白。但令人怀疑的是,敌特机关相互联系时没有用密码,也未用化名,这与奸诈狡猾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惯用手法似乎不符。敌人会不会指鹿为马,有意迷惑我们呢?考虑到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许多暗藏的特务人员已惊慌失措、六神无主。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反常的现象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分析刘从文和孟宪德两人的情况,他们投敌当奸细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于是,便对刘从文进行了调查。

1949年入秋后的一天下午,华北军区保卫干部侦察科长徐桐冈,带着两个干事,腰间都插有压上子弹的手枪,来到北京大觉寺胡同刘从文的住处。这时,刘从文正在屋里算账。徐桐冈对他说:“刘从文,我们想找你谈谈。”随后将他带走,刘从文离开住室不久,保卫部对其住处进行了搜查。搜出大烟土一块,约六七两重,白洋布100尺左右。这在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是非常可疑的线索。经反复审讯,刘从文终于供出了他被国民党特务阜平潜伏组拉拢的过程,如何向特务组织提供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行踪的情报,如何指示敌机轰炸城南庄、烟堡村等情况。

军区保卫部门及地方公安机关,跟踪追击,将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孟宪德等人捉拿归案。华北军区政治部彻底查清了他们的罪恶行经。罪犯们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后报请聂荣臻司令员批准,将二犯押赴北京永定门附近的刑场枪决。
作者:向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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