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加速日本少子化

2021-07-14 11:42评论关闭Views: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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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了最新的人口动态统计。该统计显示,2020年日本出生数比上年减少2万4407人,仅为84万832人,刷新了1899年日本开始人口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值。2020年的日本总和生育率(TFR: 即每位女性一生所生孩子的平均数)为1.34,连续5年下降。

导致2020年日本出生数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新冠疫情的大流行。日本在2020年1月中旬确认首例新冠感染者,2月份以后“保持社会距离”成为流行语,全国出现推迟结婚以及控制怀孕的动向。2020年的日本结婚数比2019年剧减12.7%,仅为537583对,乃1945年以后最低值。因为结婚数减少对出生数的影响有时间差,大多人口专家预测2021年的日本出生数有可能跌破80万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新冠疫情加速了日本的少子化,但是日本少子化的严峻趋势早已形成。

194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约为4.5人。此后,随着战后经济回复发展、收入水平上升、医疗技术进步和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从1960年左右开始,日本人口向少产少死转变。至1970年前后,总和生育率在标准人口置换率(2.1人)左右徘徊。1971-1974年第二次婴儿潮后,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引起的经济波动,以及发达国家中以安定人口规模(不增不减)为目标的人口政策的流行,日本的出生数持续减少,总和生育率在1975年下降到1.91人,首次低于2人。此后,总和生育率基本上持续下降,与标准人口置换率(2.1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日本少子化的直接原因是女性的晚婚化、晚育化、和非婚化。

在过去几十年中,日本的男女结婚年龄逐年上升。据厚生劳动省统计,1980年24岁以下结婚(初婚)的男性和女性分别占当年结婚的全体男性和女性的22.5%和54.3%,29岁以下结婚的男性和女性分别占全体的73.8% 和91.4%。到了2019年,24岁以下结婚的男性和女性分别占当年结婚的全体男性和女性的13.7%和19.3%,29岁以下结婚的男性和女性分别占全体的51.2%和61.4%。换言之,30岁以后初婚的男女占全体的比例分别上升到近50%和近40%,晚婚化趋势非常显著。不言而喻,晚婚化必然导致晚育化和少子化。

与此同时,日本的终身不婚者比率也呈显著上升趋势。据厚生劳动省统计,1980年日本的50岁男性和女性中,没有婚历者分别占2.60%、4.45%,到了2019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上升到23.4%、14.1%!长期以来,由于日本的既存法律不利于非婚生子的权利保护,日本国内非婚生子占全体新生儿的百分比一直很低,远远低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2015年前后,日、德、美、英、法的非婚生子占各国当年新生儿的百分比分别为2.3%、35.0%、40.3%、47.6%、56.7%)。因此,相比欧美,日本的非婚化更直接导致少子化。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为什么日本的晚婚化、晚育化、非婚化趋势日益显著?对此,已经有大量实证研究。(1)女性学历与就业率的不断提高以及结婚育儿之机会成本的上升;(2)婚姻家庭价值观的多样化;(3)年轻人向东京等(育儿成本较高的)大都市圈集中的迁移偏好;(4)经济低迷带来工作不稳定和收入下降,等等变化被认为是主要因素。

少子化与内需疲软已经成为日本近30年经济低迷的结构性原因。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政府对策的滞后和低效也难逃其责。虽然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在1975年就已跌破标准人口置换率,但当时并没引起足够重视。1989年,日本总和生育率首次跌破1.6人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少子化将对劳动力供给、国内市场的成长、养老保险制度的维持等方面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但是直到1994年,日本才制定了最初的少子化综合对策:“天使计划”。《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更是在2003年才制定、通过。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完善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相比,日本的少子化对策在时间上落后很多。在具体内容上,对症下药的有效对策也尚在摸索之中。

少子化与内需疲软已经成为日本近30年经济低迷的结构性原因。痛定思痛,日本政府正在加紧审议新设“儿童厅”的提案,预计将在明年正式设立。儿童厅本身的资源、权力有限,但能有效地向日本社会传达一个强烈信号:问题很严重,特事需特办。
作者:戴二彪 系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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