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生的几件大事彰显出全球化及其困境。首先是一群印度人开着台湾人从日本租的船，堵住了美国想要威胁中国伊朗签约的航母。除了地缘政治角度，苏伊士运河大堵船在经济意义上也提醒我们全球化供应链的脆弱，这是一种压力测试。当供应链被突然阻断时，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价格会飙升而通胀最终会到来，让人十分怀念全球供应链通畅时世界享受到的物美价廉的大稳健时代。

其次是一个韩国人用日本人的券商在美国股市交易中国股票爆仓击垮了瑞信野村可能引发全球股市动荡。起因是中国对于线上教育的新政策，而堆积在资本市场上天文量级的流动性加上高杠杆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单日亏损，蝴蝶翅膀的轻轻震动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里可能酿造成巨大风暴，这既展现全球化的威力也显示出其破坏力。

而围绕着新疆棉花的冲突，在剥离政治化叙事后的深层逻辑是中国借力优势要素成本构造世界代工厂（最大获利的仍旧是海外跨国公司）以及和平原始积累的代价和野望，劳动力红利和巨大的产能一度是输出通缩和价格竞争的基础，但如果全球化中断各个国家自求平衡，那么通货膨胀和大众福利损失就难以避免；而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唇枪舌战，尽管语言翻译带来理解偏差，但毫无误解地被挑明为一场持续的全方位的大国竞争，涉及权力（和利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文明价值观。

疫情本该是团结人类同仇敌忾针对对病毒的一次世界大战III，而遗憾的是民粹叙事把它扭曲成了人群之间的对抗和分裂。未来的全球化可能换上一副完全不同的面貌展现出来。大国竞争日益变得白热化、全面化。类似于新冷战趋势正在形成，需要很大的智力和勇气才能缓和目前的困境，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竞争都会成为所有决策的一个重大背景，必须学会跟它共存。这些竞争和争夺会围绕在资本、技术、金融、地缘和治理等主要方面。

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可能会区域化、内卷化和近岸化。疫情后部署在中国的产业链，可能一部分会分散到不同的地区，特别是离产品的终端销售市场比较近的一些区域，会形成三个大的供应链中心——北美、亚洲、欧洲。很有可能以后产业链就会放在离自己主要消费市场比较近的地方，而不会进行更远的部署即近岸化。

竞争的最核心部分一定是科技，现在的创新已经具有很明显的政治化、集团化、甚至是武器化趋势，这个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技术路线以及相应的体系分割。这种竞争是难以调和的，必然会出现一个世界两个或者多个系统的格局。

未来货币竞争出现出割裂化、武器化、竞争化趋势。一方面美元在这次抗疫过程中，享受了至高无上的霸权，美元指数贬值下行会对全球资源进行掠夺式收割，这种特权在未来是否继续得到全球认可还是存疑的。如果美元失去它的特权地位，必然会引发更为剧烈的风险释放。另外一方面，美国动用包括SWIFT系统在内的一系列美元体系基础设施和工具，对某些经济实体和个人进行定向制裁，切断他们与全球美元经济的交流。这引发了市场参与者的深度不安与不适。不出意外的话，数字货币也将很快纳入这场竞赛。

疫情导致的经济停滞、交往阻断和人员伤亡都恶化了每个经济体内的治理结构，内部压力外部释放都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我们看到在外高加索、中东宗教国家、亚洲大国边境、西太平洋岛链等都有冲突的火花不断闪现，各国都在强化对自身的军事和投射能力的投资和储备，这并不是什么太好的兆头。

二战后以美国为核心建立的各种各样的群，如WTO、WHO、IMF、联合国等，构成了当下全球治理的主要部分。众多的全球性事件，例如疫情防控、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推动包容性增长等，都需要全球国家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更需要主导者振臂一呼来完善和升级全球治理体系，而不是粗暴地推倒重来。

国际社会正在寻找新的群、朋友圈和治理思想，究竟是更紧密地形成命运共同体，还是听凭某国优先然后再做利益切割。虽说最终的赢家确实取决于是否在内部成为更好的自己，但世界就会像那条隐喻着全球化的巨轮一样，再度卡在金德尔伯格陷阱之中忍受冲击并等待救援。

作者：邵宇 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