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国。“四方安全对话”设立于2007年，是一个非正式的战略论坛，以半定期峰会的形式进行信息交流和军事演习。这个机制不是北约，非正式军事联盟，却被称为印太地区的“小北约”。

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菅义伟、印度总理莫迪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均参与此次峰会。据报道，四国首脑在视频会上表示，将联手应对东海及南海的挑战，共同促进包括海洋安全保障在内的四方合作。会后的联合声明还指出，四国将秉承“美日澳印精神”，在年内完成面对面首脑会合，针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加强彼此间的紧密合作，在“疫苗”“重要的和新兴的技术”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共同设置工作小组，推进四方合作。

四国表示要扩大新冠疫苗的生产和供应，到明年底供应10亿剂疫苗；并通过合作，在印太地区提供安全、价格合理且有效的疫苗，增强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抗衡中国疫苗和中国的“疫苗外交”。联合声明如斯说：“将在民主价值的支撑下，为实现不受压力与威胁控制的印度太平洋地区而尽力”。

四方还确认了一件事，即推进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

在西方社会看来，眼下的地缘政治似已处于你死我活的二元堡垒，即西方民主与东方集权的势不两立。不言而喻，体制堡垒战的背后，是价值观念甚至人种优劣战。越发自信的中国，在印太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外交影响力也越发深刻。这对于老牌西方国家而言，其心理冲击似乎难以承受。后者的恐惧感，与日俱增。笔者留意到，近来一些西方论坛充斥着这种情绪。

“四方安全对话”在成立后曾被搁置多年，成员国那时三心二意，少见紧密合作。但前两年，面对南中国海地区的各种军事活动，四国领导人开始重温旧情。2017年，在马尼拉参加东盟峰会时，四国决定恢复“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磋商会议。拜登上台后，四国更是加强了与东盟和欧盟的联系，以谋求共识，应对心中的假想敌。

2020年以来，因新冠大流行，四方成员国展示了较为温和的面相，各项合作主要针对疫情，但其形成军事包围的潜在力量，一直蛰伏着。日前，美国军方印太司令部负责人菲利普·戴维森海军上将放话，称四国集团是印太地区的“民主国家钻石”，并表示希望该集团可以“发展成更大的公司”。“不仅在安全方面，而且包括我们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电信和5G等关键技术在国际秩序上的合作，” 戴维森雄心勃勃地说。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几位研究员，亦曾就“四方安全对话”发声，认为四国可在海上安全、供应链安全、技术和外交等层面制衡中国。比如在海上安全方面，以大量海军资产帮助美军抵抗中国造船业；在供应安全方面，四方经济体可以试着终结中国在医疗医药等领域所拥有的优势；在技术上，通过集中资源提供信息安全，开发不需要中国硬件或软件的新系统；在外交上，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在印太地区有传统影响力和深厚关系的国家，也将借助“四方安全对话”，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以制约中国的力量。

但西方有评论家撰文指出，四国集团曾在2007年因来自中国的压力而萎缩甚至破裂。中国将这个组织描绘成企图包围它的力量，北京方面若采取经济报复手段，美国的三个伙伴或将放弃本有立场。在优先事项上，三个伙伴亦有所不同，印度主要集中在印度洋，而澳大利亚和日本则更关注南中国海。

无论如何，美国主导的四国集团正在释放的信号，与拜登今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所言一脉相承。

2月19日，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以视频方式进行，主题为“超越无西方世界：重展跨大西洋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会议上，率先应邀发言的拜登说，人类正位于一个转折点，一场有关世界未来及其走向的根本辩论中。他说一方面有人提出，鉴于面前的所有挑战——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到全球疫情——独裁体制或是走向未来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则是有共识之士的理解，他们相信民主是战胜所有挑战的必须条件。

当天，拜登、默克尔、马克龙、约翰逊、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斯托尔滕贝格、冯德莱恩、谭德赛、约翰·克里和比尔·盖茨等人，悉数参加了安全会议。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默克尔谨言慎行的表态，大多数发言人都一边倒，针对中国言辞激烈。同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约翰逊以东道主身份，邀请印度、南韩和澳大利亚加入G7峰会，也释放了类似信号。

作者：原创 系本刊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