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医疗水平、生活水平的提升及生育率的下降，全球老龄化速度加快是大势所趋。日本是全球最早进入老龄化，也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9年，该国65岁以上人口达3588万，占比28.4%。据预测，到2036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也因此，经济发达的日本成为了养老制度最完善、养老产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多次被媒体评选为“最适合养老的国家”，甚至被誉为“养老天堂”。

不过，这个养老界的资深模范生，近来也已经碰到了一些暂时无解的难题。

养老院种类繁多，服务精细

日本养老产业规模大、前景好，除了大公司竞相布局，也有不少小机构活跃其中。

在日本，养老院基本分为公立和私立两大类。公立养老设施基本上以市町村为单位面向本地居民，大都每月费用在10万日元左右，换算成人民币约6300元，这类在申请入院时有相应的详细规范。

私立养老院入住限制较少，收费也相对更高，从每月十几万日元到三四十万日元都有，一般还需要一次性缴纳几十万日元到几百万日元的入住费。

不过，有赖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和发达的介护体系，居家养老仍是日本老人最主流的选择。但不同于中国的“散养式”居家养老，日本有很多小型化、多功能嵌入成熟社区的便利店式养老机构，绝大多数的老人靠机构“圈养式”居家养老。

这类小规模、多功能的社区养老院床位一般在20至30张左右，24小时提供服务，被称为养老地产的“7-11”，一般主要提供四项服务：1、日间照料（上午去，下午回），为入托的老人提供膳食、娱乐活动、身体康复、洗澡洗浴等服务；2、短期入住，为老人提供7天至一个多月的入托服务，期间对老人进行看护、护理，等家人来接再回到家里；3、长期入住，面向失独或年长老人提供机能康复，心理治疗咨询等服务；4、上门服务，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上门的家政服务，体检、帮助洗浴、康复护理等。

2000年《介护保险法》实施后，这种模式的养老院在日本遍地开花，极大地方便了老年人的生活。也因此，日本的养老产业具有分散性较强的特点，规模排名前20的养老企业在上门护理事务所中数量只占到9%，在日间照护中心事务所中数量只占到8%。

在建设功能齐全的介护设施的同时，日本对介护服务的品质也很重视。介护人才的培养被纳入正规学历教育系统，上岗前要通过从初级到高级的资格考试，工资根据级别有所不同，但都处在较高水平。

此外，虽然日本高科技十分领先，但只要人力允许，养老陪护还是坚持以“人对人”为主，高科技只是辅助手段。日本人认为，这样才能体现介护服务的温度和价值。比如沐浴服务，日本在30年前研发出全自动机械洗浴槽；但调查显示，相较于使用机器，大部分老人更偏爱有护理人员搓背的沐浴服务，因为这样在沐浴的同时，还有人陪伴聊天。

介护保险很给力，却已财源紧张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就开始了养老制度改革方面的探索，尤其是2000年出台的《介护保险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介护，就是照顾、看护的意思。在日本，介护保险是与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等并列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40岁以上的日本人和在日外国人都必须缴纳，原则上到了65岁即可享受介护服务，如患有癌症、早期痴呆、脑血管疾病等15种疾病，即使不满65岁，也可以享受介护保险服务。

《介护保险法》将老年人需要照护的等级分为7级，介护等级由专业机构就申请人的视力、行动能力、能否自己翻身、如厕等85项内容确定，十分严密规范，每半年复审一次。

介护保险服务覆盖面广、功能多样，是日本老人得以安心养老的重要所在，但这项制度执行不到20年，却已面临财源紧张的困境。

日本介护保险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保费以及政府税收。2015年以前，个人只需支付介护服务费用的10%，其余部分由国家负担。

但是，由于老龄化进程加快，政府的财源日益紧张。2016年起，较高收入者的个人支付比例提高到20%，2018年进一步提高到30%。

目前的情况是，根据收入情况分类，收入越高，个人支付部分比例越高。

护工不足，以老养老成常态

除了资金压力外，日本介护制度还面临介护人员不足的严峻现实，使得部分老人只能依靠“老老”介护——即一名老人照顾另外一名老人，或者年岁已长的子女照顾年岁更长的父母。《介护保险法》规定由子女照顾病卧父母的，可以依法领取一定的报酬。

厚生劳动省推算，2020年日本看护人员的缺口约为26万人，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55万人。如何增加和培训看护人员是日本养老产业亟须解决的问题。2019年4月，日本政府开始允许持“特定技能”的外国人在日本从事看护工作。

除了专业的看护人员，日本很多养老机构也在积极雇用老年看护人员。以老养老正在成为日本社会的常态。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在茨城县一家拥有大约30名员工的养老机构看护人员中，55—65岁的有10人左右，65岁以上有8人，70岁以上有4人，年龄最高者为84岁。

其实在其它行业，也经常可见七八十岁的日本老人仍在工作。日本政府也鼓励企业这么做，近期，日本野岛电器公布新规，允许员工工作到80岁。据厚生劳动省推算，到2040年，日本就业者中65岁以上高龄者的比例将达20%。

2019年6月，日本金融厅曾发布一份报告称，如果一对日本夫妇退休后再活30年，就需要在领取养老金的基础上，还拥有2000万日元（约125万人民币）的金融资产，才能维持正常老年生活。如果仅仅依靠养老金，老人每月将会产生5万日元的缺口——如果退休后再活20年，缺口为1300万日元，再活30岁，缺口就是2000万日元。

这份报告引起了日本全社会的震动。

执政的自民党对金融厅这份报告表示不满并要求撤回，在野党则借机要求日本政府对养老金体制是否难以为继进行说明。

一边是人力短缺，一边是对未来的担忧，经济发达如日本，“活到老、工作到老”还是成了很多日本老人的选择。

异国养老听着很美好，藏有暗礁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日本国民年金平均领取额约5.6万日元每月，厚生年金平均领取额约14.5万日元每月。这样的养老金水平在周边国家看来，还是很充裕的。

良好的气候条件、低廉的生活成本、房价和医疗费用让东南亚成为许多日本老人心目中的“退休天堂”。面对如此大的商机，东南亚各国也都早早布局。

其中，泰国2002年就推出了退休签证制度。目前的条件是年满50岁，存款加上年收入不少于80万泰铢（约合人民币15万元），再开具无犯罪记录及身体健康证明，就可以申请为期一年的退休签证，期满后可以延长。虽然签证每年都要更新一次，但申请人可以在泰国申请，每次只需一两个小时、花费几千铢手续费，非常方便。

马来西亚早在1996年就开始推广“银发计划”，2002年更名为“我的第二个家园”。与泰国相比，马来西亚的退休签证资金门槛较高。50岁以上的申请者必须把15万马币（约合人民币26万元）存满一年。

菲律宾也出台了“特别退休居住签证”。50岁以上夫妻，只需要存款10000美元（不可取出转做投资）即享有在菲律宾永久非移民的地位和多次入境和免税的优惠待遇。

不过，到东南亚养老的日本老人很快发现，现实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除了环境、心理因素、饮食习惯等问题，还要警惕当地人把他们当作“有钱又好骗的外国老人”，进而实施犯罪。“东南亚以海外移居者为目标实施犯罪的案件正在逐渐增多，尤其是以单身高龄男性为对象的犯罪案件特别多。”日本某杂志社主编说。

中国准备好了吗？

养老模范生的日本都遇到了这么多问题，正在迅速老去的中国又准备得如何了呢？

目前中国老年人口数为2.12亿，据预测2050年将达4.8亿，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曾做过测算，中国老龄产业产值将在2050年突破100万亿元，届时将占GDP三分之一以上。

天眼查的一组数据已经体现了这一行业的热度，2010年至2019年的十年间，中国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含“养老”的企业总量由原来的0.95万家，增长至12.5万家，多了12倍。

但产业现状却是差强人意。根据头豹研究院2020年初发布的研报，中国公办养老机构收费为2000-4000元，设施完善，但床位难求，甚至需排队等候数年。而民营养老机构层级分化严重，低端的占比超7成，收费为1600-3500元/月；中端民营养老机构数量次之，收费为3501-8000元/月；高端民营养老机构最少，收费在8000元以上/月。

居家养老配套服务不足，条件好的养老院要么资源紧张，要么收费太高，专业护工严重缺乏，养老基金缺口巨大……如何做到让每一位老人安心养老，这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必须提前布局的严峻挑战。

（编辑：文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