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曾说，“于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为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不管大家怎么看待这番论断，至少有一点不容否定：六经之书穿越了几千年的历史风尘而依然魅力不减，必定有其颠扑不破的内在质地。事实上，它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文化血脉之中，成为悠远的中华文明之基因与精髓；它从来不仅仅是古时庙堂和当代象牙塔的贡品，其最鲜活最绵长的生命力乃是沸腾在民间。在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冲击下，“国学”之复兴尚且遥遥无期，如果连孩子们读一读经书（仅此而已）也要遭到质疑和干预，那么，我们又如何企及苦苦追求的“民族复兴”？——所谓“民族复兴”，既是指融入全球化发展浪潮，更是指实现本民族文化自身的复兴。

读经何用？我们不妨从语言的层面谈起。读经能否“传诸万世而不绝”，我辈不敢妄加论断。但读经的传统历史久远却也是确凿的事实。汉武帝时，《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被尊为“五经”，国家用官职的诱惑激励受业的学生刻苦诵读。《汉书·艺文志》曾记载，“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者，乃得为史”。“讽”，即背诵之意。汉时读经之风盛行于天下，西汉初年，“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一例能歌也”。唐代诵读经书亦蔚为风行，“虽樵童牧子，亦皆吟讽”；“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宋元明清四代，吟诵经书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这个时期，民间出现了大量广为流传的启蒙读物。如《百家姓》、《三字经》、《小儿语》、《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等，大多用韵语写成，朗朗上口，易于诵读。及至“五四”时代，以“输入学理”（胡适）、“以欧化为是”（陈独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为宣言的全盘西化式文化激进运动终于斩断了经书诵读的传统，经书于民智的滋养就此被全盘否定。有感于“五四”废吟，吴调公先生感慨如斯，“国粹沦亡，诚为可惜”！

一百年以来，我们的语言究竟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这样的问题我当然无力给出答案。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可爱的文字古代居多，可恶的文字今时不少。坐不暖席、食不甘味的孔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孟子，汪洋恣肆、逍遥飘渺的庄子，匹夫而为百万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韩昌黎，永远只是驻留在古籍里的怀想。现今响彻世界的语言大师的名字是马尔克斯、昆德拉、福克纳、哈贝马斯、弗里德曼、德里达、汤因比，热闹是他们的，与泱泱华夏何干？我们的大多数儿童和青年人，成天都浸泡在受各种利益驱动而炮制出来的庸俗或者空洞的语言里。即使是某些堂而皇之的“大作家”和“大学者”，其文字也并不见得有如何优秀的禀赋和深厚的涵养，他们对语言的感悟力和把握力也同样是令人失望的。

德国哲学家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指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语言与人类的精神发展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它伴随着人类精神走过每一个发展阶段——局部的前进或者后退。从语言中可以辨识出每一种文化状态。”用他的观点来衡量，中国无疑正处于“语言的第二次衰落”时期：“精神陷于松弛怠惰的状态，不再从事独立地创造，它虽拥有产生自实际运用的语词和形式，却只利用它们进行越来越空洞的游戏”。每个民族国家都在寻求民族精神的全球扩展，而决定一个民族能否孕育出伟大精神个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它的语言。中华民族的语言是真正属于我们的语言，然而，却已经沉睡了整整一个世纪。

对涵养深厚、形式精巧、魅力非凡、个性卓著的民族语言的召唤，并非是要回到“我歌且谣”、“餐经馈史”的时代。但让成长中的青少年适当地“诵其诗，读其书”，让下一辈中国人不至于与本民族的传统语言完全隔膜，确是一件必要的事情。笛卡尔曾说过，“语言是人类所专有的能力，即使在低下的智力水平，在病态水平，我们依旧发现人对语言的掌握。”就一个民族而言，语言作为一种“专有的能力”当然也不会完全衰亡，但我们有责任阻止它向“病态水平”的堕落。

整个民族语言能力的维持和发展，个体的努力显然是不够的，有赖于整个民族群体的呵护、滋养和培育。按照洪堡特的观点，“语言必须有规律地从民众流向作家和语法家，再从他们手中返回到民众当中，如此循环反复，永不停歇”。这能使语言一方面保持通俗性，另一方面又可增加教养内涵。这种有规律的循环往返有时并不是自发完成的，尤其在低俗欲念甚嚣尘上的“拜物教”社会里，它常常会被外力所断阻。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国家机构有必要制定并推行一套激励机制以促成这种循环。

然而，中国高考中语文科目的考试并不是类似的激励机制。它仅仅是一张与其他科目“平分秋色”的考卷，并没有树立起维持并发扬汉语自身特色的意识。多年来的语文高考是以怪、偏、奇著称的，过度倚重于考题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偏废了对语言实际能力的考察。这就无怪乎会出现某大学中文系知名教授作高考语文试题不及格的“怪现状”了。

迄今为止，中国没有建立起任何一项国家层面、广泛推行的有利于汉语发展的激励机制。不妨大胆地设想：有没有可能设立中国的GRE考试？即每一个想申请中国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学生，必须通过统一的“研究生入学中文水平考试”。与GRE考试相仿，考核宗旨和命题方向在于：保证中文有规律地从民众流向作家和语法家，再从他们手中返回到民众当中；激励学生冲出通俗语言的樊篱，去广泛地接触那些具有丰富教养内涵、枝繁叶茂、生机勃勃的本民族语言（一味求偏求怪的趋向亦不足取）。

中国考研军团的阵容日益庞大，那么将会吸引（或者说“强迫”）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中文学习的行列中来，这种做法的影响必将是深远的。民族精神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都生长在它的语言里，语言越发达、越丰富，民族精神也就越强韧、越有魅力。把国人纳入国语学习的轨道，也就是把民族的个体融入民族精神的构建和拓展的过程。一个人的思想再深邃，但如果缺乏语言的召唤力，他的思想就会如漆黑一团的碳石，永远不能燃起灼目的光焰；一个民族的志向再宏伟，如果其母语的民族性和生命力行将“梏亡”，那么就很难说这个民族还拥有坚实的精神支撑，这个民族的前途也难以予人以瑰丽的遐想。

相应的语言激励机制，还会对中国儿童的成长产生持久的影响。仅有某些学者教授的倡导，孩子们即使读起了古老的经书，恐怕也是撅着嘴皮不情愿的。可是，倘若孩子们意识到日后的升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中文考试成绩，并且老师、家长们更加坚信，鼓励孩子从小诵读经书、感悟古老经书里蕴藏着的语言智慧，的确是获取高分的有效途径——那么，年轻一代集体拒绝读经、疏离传统文化的情形会得到根本的改观；更重要的是，中国汉语自我发展更新的激励机制也将得以建立。

绕了偌大一个圈，且回到“读经”的话题上来。我一直觉得，那些忧心忡忡呼吁斩断“读经”传统的人们，似乎并未号准中国当下的“发展”脉搏。我们现在果真还常常见到“人心不古”的慨叹么？难道真有那么多学者还一心夸赞“古”之美妙么？葛兆光教授在再版的《中国经典十种》一书序言中，提及十年前清华理工学子“为‘分数’所迫”选学中国古代经典概述课程，以及自己为吸引学生注意力在课堂上“添油加醋、借题发挥，有时甚至是插科打诨”的情形，幽默调侃之余，个中无奈更堪何人诉说？

目睹期末考卷上学生五花八门的对中国经典的感受，葛教授感言：“自从上世纪全面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成了主流，并且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下进入教育以来，至少在中学教育中已经不大有古代中国的《论语》、《孟子》、《礼记》，在现在大学理工科甚至文科的主干课程中，也没有《周易》、《老子》、《庄子》。”于是，“学生不必阅读经典，他们也不想学习古代的经典”，因为“古代的经典，远不如计算机、金融、外语来得实际，也比不上《红楼》、《西游》还可以闲来解闷，那就干脆把它搁一边儿去吧。”（学生答卷中的原话）究其实质，“谁也不敢拿前途和命运来交换阅读经典的精神享受。因为对他们来说，这种享受太奢侈。”尽管如此，葛教授还是用心良苦地在书末开出了一份便于大学生研读经典的参考书目——“我依然相信会有人要读这些书的，只是时间早晚、读者多寡的问题而已。我不相信这些中国经典已经到了专家之外就没有人研究、甚至没有人愿意阅读的地步了。”

现今，清华早已迈开文科“复兴”的步伐，然而葛教授所描述的情形，时下在中国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并未有所息敛，反而是愈加兴盛了。“读经”和“新世纪”快节奏、重实效的世风，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些一心学门实用本事将来混饭吃的学生”，真有耐心去听一听那些“遥远的故事”么？

新世纪里，中国人最大的情感冲动和理性抉择，早已不再是对物欲现实的痛恨、对“人心不古”的痛惜，而恰恰是对自身“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的程度不够彻底、不够袒露的忡忡忧虑。看得见的利益明晃晃地摆在那里，蠢蠢欲动都还来不及，谁还有那么多闲适的心情来谈论“复古”？时光似乎回溯到了上个世纪初，我们又面临着一个响彻斩断传统根脉口号的历史关口——现在理应是“拨乱反正”的时刻了。让孩子们读一读那些节明语妥、铿锵抑扬的经书，并没有勒令他们必须终身义无反顾地“整理国故”，这样“温和”的举动为什么都不能容忍呢？

文：梁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