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全球大约是第一次对中国及中国体制有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印象。与此正好形成反差的是，全球也大约是第一次对美国及美国体制有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印象。

这时，很容易让人想起美籍日裔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福山（Francis Fukuyama）及他在政治学术地位上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这本出版于1992年的著作，是根据他1989年发表在《国家利益》期刊上的论文《历史的终结》扩充而成。福山在书中提出，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此论点称为“历史终结论”。

福山的论文发表于1989年，正值柏林墙倒塌，未久，1991年苏联解体，他的观点正好准确地诠释了世局的演变，甚至还成功地预测了世局的走势，加之上个世纪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后10年，美国国势臻于巅峰，综合国力、经济力、科技力、财政力、军事力、国际影响力均达美国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之水平，因此，所谓“华盛顿共识”不胫而走，成为全球一众国家追随模仿的对象。福山教授在政治学术上的地位也备受推崇。

在逻辑上，福山的学术论点在高度评价美国模式的同时，自然也有贬抑所有“非美国模式”、尤其是中国模式的意思，以论文出版时整个国际形势及中美两国国力的表现，自然进一步强化了福山论点的合理性与说服力。只是，之后事态的发展却出乎大家的想象，甚至颇有要开一开福山教授玩笑的感觉。

首先，中国自1979年开始走向改革开放，经济上，放弃了计划经济走上市场经济，政治上仍坚持与西方迥然不同的中国特色模式，这一条明显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道路，却展现出了丰沛的活力，使中国的GDP与综合国力快速增长，不但超越一个又一个发达国家，2010年GDP甚至超过日本，成了全球第二，直追美国。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想见福山教授是多么的尴尬，他的“历史终结论”竟然被一个被他贬抑的模式一再地挑战。中国的表现也无情地质疑曾一度被奉为颠扑不破的福山论点。福山当然不能沉默以对，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他当然不得不承认他的“历史终结论”似乎并非足够严谨，他也在一再发表的论文中承认“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可以想象，这二三十年来，随着中国持续不断地崛起强大，福山在学术论点上也不断地持续自我修正，不仅尴尬，而且相当吃力。

未料形势的发展还有甚于此者。继2008年美国华尔街爆发世纪金融危机之后，2020年的新冠疫情进一步暴露了美国模式未被发现的巨大缺点甚至是危机。对福山而言，在修补对中国的评价之后，还得面对美国神话的破灭，真是情何以堪。

福山教授终于（今年7月）又在《外交事务》上发文了。首先，他说，“新冠疫情对所有国家都是一场大考，因为它综合考验了一国的资源、组织力、政府可信度以及居民配合度等等”。福山这么说等于是有点遮遮掩掩地承认中国模式的优点了。接着，他认为在后新冠时代全球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大国家主义回潮，人们会更加重视政府的力量，这又等于是间接地承认所谓美国模式的不足了。为了表示他作为美国政治的专家，福山也评论了美国的抗疫表现。他认为，美国最大的不幸是“当危机来袭时，历史上最无能也最分裂的领导人掌管了这个国家”。这话，相信很多人会同意。但他作为一个学者，这么说，不是他存在着思考的盲点，让他看不清真相，就是他缺乏真正的学术良知。因为他回避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如此完美的美国体制下能出现这样的领导人，而且竟能容许这样的领导人

在这么重要的位子上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并且未收到任何有效的节制与制衡？

说到底，像福山一样一众美国（及西方）学者或知识分子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傲慢与自大，从来认为美国及西方的一切是最好的，看不到自身的缺陷、弊病甚至邪恶；一是无知与不谦虚，不愿面对及认真学习去认识一个既陌生又被他们轻视的中国。这两个毛病不改，美国及西方将会继续在未来人类发展的道路上，犯下一个又一个有可能比现在更大的错误。他们真有必要静下心来阅读像汤因比及马丁•雅克这些大学问家的著作了。

作者：石齐平 系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