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新著《美国真相》，对美国现在陷入的深刻的意识形态偏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真相》一书中，要清算新自由主义这40年对美国造成的损害。他的这部新著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解释了美国经济如何走入了迷途。他列举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应对经济增长放慢而采取的措施，指出了这些公共政策导致的后果：不仅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分配造成了损害，还几乎毁掉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既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他分析了美国金融部门一家独大造成的危害，分析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挑战，结论是政府的不作为是一切问题的要害。第二部分，是他为美国的复兴开的药方。他认为，首先要恢复政府的治理能力，而这又要改革美国的民主制度，遏制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其次是恢复经济活力，激发个人的创业积极性，增加就业机会。再次是重建社会福利体系，使美国人能重新过上体面的生活。最终才有可能实现美国的复兴。总而言之，认识市场势力的危害性，恢复国家治理的能力，是斯蒂格利茨药方的精髓。

因为新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为鼻祖，他就从斯密的《国富论》谈起，认为以特朗普上台为标志的美国民粹主义崛起与斯密那个启蒙运动时代相差的，就是“理性”。

从斯蒂格利茨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的偏见可以归结为丧失理性，陷入某种疯狂。其实，中国是过来人，我们也经历过另外的意识形态偏见与疯狂。

文革时，我们曾虔诚地认为“只读书不看路”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如今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都会为那种狂热的意识形态而感到不解。但是，当今的美国却出现了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虽然与中国当年信奉的意识形态不同，但也同样狂热，也是以政治正确的名义严重质疑科学与理性。

斯蒂格利茨写道：“科学与理性的权威性已经被人们观念（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所覆盖。对意识形态的操控已经成为资本家中饱私囊的新利器。在美国的某些地区，一种与科学与理性背道而驰的文化已经产生。……那些试图挑战科学权威的资本家（无论他们是生产香烟、化学制品还是煤炭产品）有动机对整个科学界发起质疑。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国家创造财富所依靠的科学基础就将遭到破坏，美国致富的‘发动机’将难以持续运转。”

从斯蒂格利茨批判的美国陷入意识形态的误区里，我们也许要更加警惕一些。文革结束，我们开始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我们抛弃了过去那种意识形态，但是某种程度上斯蒂格利茨说的那种“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有些人认为，改革就是“一切要由市场说了算”，就是要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还有一些人认为，扶植国有企业去开发国家命脉的行业和尖端技术也有些得不偿失，因为国企的垄断地位会让它们获得超额利润。他们不仅批评国企，而且要求解散国企。谁知道，如果没有国企，中国私营资本能研发出世界一流的高铁吗？能研发出北斗导航系统吗？

斯蒂格利茨恰恰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一切都让市场说了算。他给美国经济恢复出的建议，也是要政府更加有为，去恢复市场失灵的那些部分。如果说，美国这种“发达的市场经济”都需要政府有为才能阻止市场的破坏性力量，那么我们这种“发展中市场经济”是不是更需要政府有为呢？如果政府不去培养某些市场，任凭市场自己去发展，会不会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呢？其实，如果我们不那么教条主义，我们就会得知，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那儿开始，中国就不认为政府与市场一直是对立的。相反，管仲等思想家认为，政府只有善用市场规律才能强国，才能让经济发展得以长久。中国的历史经验与外国当代的经验都告诉了我们，必须摈弃教条主义，摈弃对市场万能论的迷信，“两手都要硬”，才能使中国的发展不偏离方向，“不被带到沟里”去。

作者：丁一凡 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