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岛内“时代力量”党主席徐永明涉入SOGO百货公司经营权的收贿事件，导致“时代力量”爆发退党潮。这波退党潮固然是徐永明涉及收贿所引爆，但其远因则是该党因路线问题陷入分裂，造成政党发展不进反退。溯自“时代力量”虽挺过2019年退党潮之泡沫化，但党内派系斗争问题却未解，如今徐永明涉贪退党止血，“时代力量”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自家人却只顾内斗、放话，不论谁当党主席，也难挽救分崩离析的命运。换言之，徐永明卷入收贿案，对“时代力量”无疑是海啸般的伤害。网络声量统计，“时代力量”的形象跌幅远大于蓝绿两党。

“时代力量”党的问世，是由“太阳花反服贸”与“洪仲丘案”催生，也跟“反都更”“大埔事件”有着间接关联，可以说该党的崛起，在于看准台湾民众厌倦蓝绿两党相争。在马英九比较低迷的第二任期，“年轻”和“进步”成为最大的政治正确。深谙包装的“时代力量”，推出几乎清一色俊男美女，搭配精美文宣，果然抓得住崇拜青春的潮流，成为台湾政坛耀眼的新兴力量。

然而，组党后的“时代力量”党，却无法吸纳及兼容并蓄这些不同“公民运动”的精神。尤其在组党后，“时代力量”从未能摆脱“小绿”的质疑，“时代力量”虽然也会揭弊，以示对民进党的监督，但其力道却远不如对国民党的监督。对于民进党执政的诸多弊端，“时代力量”不是闭口不谈，就是轻描淡写带过，但在意识形态这端，“时代力量”却表现得“比民进党还更民进党”。例如在媒体管制上，“时代力量”主张要消灭特定媒体，并且常提出比民进党还要激烈的主张。“时代力量”一方面要当监督民进党执政的在野党，但监督却经常放水；一方面主张公平正义，但一遇“统独”的意识形态，就把公平正义抛诸脑后。目标不清，行径取巧，正是时力党的最佳写照。

2019年“时代力量”爆发的第一波出走潮，引爆点就是路线之争。而此次“时代力量”台北市议员的集体退党，其实是亲“大绿”的“林昶佐派”与坚持走独立自主路线的“黄国昌派”的再度碰撞。更重要的是，“时代力量”在“统独”光谱与政治路线上，早已沦为民进党的侧翼与附庸，唯一能够区隔出自我优势的就是清廉反贪与社会正义，但如今却完全走偏方向进入死胡同。对照徐永明与黄国昌“立委”任内在“立法院”，以“时代力量”党团名义提案修法，主张落实《联合国反贪腐公约》，公务员只要收受逾新台币一万元馈赠都要用刑罚严惩，徐黄二人还说要增设“不法关说罪”，避免公务员收贿而滥用其影响力进行关说，并提高贪污罪执行的假释门坎；如今不仅爆出徐永明涉嫌期约收贿，开公听会还有价码，而黄国昌至今未公开表态吭声，今昔对比格外讽刺。

再进一步言，当承担台湾希望的年轻人看到连“太阳花”世代，还有标榜“清廉反贪”的“时代力量”领导人，都在世俗利益的潮流下沉沦，他们到底是感受到对司法制裁的恐惧，还是反而被从政后能快速进入利益巧门的诱惑所吸引？更重要的是，SOGO行贿案，让台湾民众看清，关于收贿、威吓、黑箱协议等不法行为，旧时代不法的“立委”会做的事，“时代力量”也做，这些事与年龄、党龄、意识形态都无关，而与道德操守有关。“时代力量”说一套、做一套，以清新、廉洁骗取选票，尤为令人不齿。换言之，经SOGO收贿案，终让大家看清楚，这个年轻政党已走上旧政治贪腐的老路，创党5年的“时代力量”，恐已走到穷途末路。

总之，“时代力量”除了内部问题外，虽然在议题领域上有所擅长，但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命定式地决定这个新兴政党的悲剧宿命。尤其，“时代力量”紧抱“反中”意识形态的结果，是沦为“大绿”民进党的侧翼，渐渐步上了台联党之自主性不足而没落的后尘。再者，“时代力量”在“统独”光谱上比民进党还更“独”的结构，堪称其在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台湾民意超过5成的多数仍是支持维持现状。因此“时代力量”的意识形态路线，本身票源就有限，更何况，在其难以争取多数维持现状派支持的同时，还要与民进党和基进党抢夺偏“独”派的认同，使得该党在台湾政党政治有逐渐被边缘化的倾向。一言以蔽之，陷入内斗、干部出走、意识形态受到先天限制的“时代力量”，已然正在走向末日之途。

作者：潘锡堂 系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