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一八”,这九个人必须被看见和记住!

2020-09-18 11:35评论关闭Views: 14

jiuyiba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嫁祸于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

随后,日军控制东北全境,日本操纵成立“伪满洲国”的阴谋随即提上日程。

“九•一八”事变,拉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此后的1931年到1945年,大半个中国沦陷,930余座城市被占,3500万同胞伤亡,4200万人无家可归。

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

 

“九君子”冒死搜集日军75条罪证

“九•一八”事件后,日本狡辩称:第一、“开火”系因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纯属自卫行为;第二、日本占据东北系因中国政府不能维持秩序;第三、“满洲国”的建立,完全是东北居民自决自愿。

1931年12月,在中国代表一再要求下,国际联盟(下简称国联)通过决议,决定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英美法德意等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

得知这一消息,沈阳9位知识分子秘密组成“国联外交爱国小组”,准备冒死行动起来,搜集日本侵华的铁证,拆穿日本的阴谋。

他们就是著名银行家巩天民,金融家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教育家张韵泠——人称沈阳“九君子”。

当时,正是侵华日军占领东北后试图稳固统治的时期,对民众进行严密监视和控制,“爱国小组”搜集证据的过程异常艰难。巩天民每次出门都向妻子交代:“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

“爱国小组”的总体原则是“利用日本的矛刺日本的盾”,让日本人没有反驳的余地。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取证,他们共搜集几百份珍贵材料,共涉及日军侵华罪证75条,包括: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操纵监控中国东北各地行政主权等的军部命令、委派日本人名录、伪政府告示、粉饰日本侵略的各种宣传品等,涵盖了日本侵占东北的诸多方面。

材料搜集完成后,“九君子”又分工合作,有人编辑整理,有人重新誊抄,有人翻译,最终形成一份400多页、文图并茂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并将其命名为“TRUTH”(真相)。

文件分三篇编定:第一篇主题为“九一八事变”是早有计划的侵略行为;第二篇主题为“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三省到处杀戮百姓,肆意侵犯中国主权;第三篇主题为伪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侵略军一手炮制的。

文件准备妥当,此时,还有一个特别关键、也格外危险的程序。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应。“九君子”毫不犹豫,在这份“生死簿”上郑重签下自己名字。医学教授张查理的夫人还特意为这册材料赶做了一个蓝缎子外皮,又用红丝线绣上了“TRUTH”字样。

 

必须提的三位国际友人

证据搜集整理完毕,如何在侵华日军层层监视的情况下将证据送到国联调查团手里,又成为九君子面临的又一难题。

调查团到沈阳前,日本人便在报纸上“宣传”:因有南京、北平派来的特务,到东北进行扰乱,所以对调查团来必须多派人员严加防护,以免“中国特务”得逞云云。

调查团下榻的大和旅馆里的保安和服务人员都被换成日本特务,房间、走廊甚至厕所都安置了窃听器。不仅调查团的出入行动受到严格“保护”,当地的中国人更是无法进入大和旅馆。

经过苦思,“九君子”终于想出一条巧计:通过外国人转交材料。当时英日关系日益尖锐,请求在沈阳的英国朋友代交,最为妥当。于是,代交《TRUTH》的国际友人,就选定为与五位“九君子”成员朝夕共事的沈阳盛京施医院院长、英国人雍维林。

雍维林院长接洽协商。他热情接待了刘仲明,表示很乐意帮助,并给刘仲明介绍了另一位英国牧师——法库基督教教区传教士倪斐德博士。

1932年2月下旬,刘仲明把文件交给倪斐德,倪斐德激动地说:“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

当年4月,国联调查团到达沈阳。倪斐德邀请李顿勋爵、调查团秘书长赫士到友人谭文纶教授(英国人)家晚餐。当晚,倪斐德将文件交给了李顿勋爵,李顿看完后就说:“这正是我们所愿意接触的人们”。

第二天下午,调查团全体成员到沈阳英国领事馆,审阅《TRUTH》文件,到下午六点才回到下榻的大和旅馆。

由于《TRUTH》的史料真实性,对最终形成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2年9月国联召开了大会,听取调查团的报告书。报告其中一段这样写道,“本团在中国东北沈阳时,曾见到了一些大学教授、教育家、银行家、医学家等人士的明确意见及各种真凭实据的具体材料,证明‘九•一八’事变是无因而至,而满洲国的建立亦非出自东北人民的自由意愿,也不是民族自决。”

1933年2月24日正式表决时,在42票赞成1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报告中“关于日本非法侵略‘满洲国’”的结论。除了没有清楚地指明建立“满洲国”是日本关东军一手炮制这一点外,其他各点,基本上与沈阳“爱国小组”证据汇编提供的观点相符。

 

“九君子”惨遭日军报复

这份材料让日本侵略者恼怒。

1935年10月,日本特务机构依据倪斐德这个线索,在沈阳大肆抓人。“九君子”中除了张韵泠外,有8人被捕。

10月11日,刘仲明被日本宪兵队关入牢房。审讯时刘仲明将《TRUTH》汇集成册的来龙去脉,供述一遍,并说:“我是沈阳‘爱国小组’的召集人,搜集揭露日本侵华铁证的集大成人,向国联调查团递交《TRUTH》的送达人,一切由我负全责,其他人只是参与者。”

就这样,刘仲明被关押40天,巩天民被关40多天,但最后都被放了出来。

“为啥放出来?被关押的这些人可不是普通人。其中盛京施医院的医生、教授居多,并且有英国背景。盛京施医院要求日本侵略者放人,况且日本特务确实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日本侵略者只得放人。”刘仲明的三子刘钟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

其中,刘仲宜是受刑最多、被关押时间最长的一位,出狱后精神失常。刘钟难称:“原因是他在沈阳东华门角上开了一家同仁药房,经常掩护地下党和进步爱国人士。日本特务认为刘仲宜是共产党,但刘仲宜始终不承认,最后只得释放。”

据资料记载,“九君子”中是共产党员的,其实是另外一位,他就是巩天民。巩天民的公开身份是银行家、高级民主人士,这个身份一直延续到他去世。1991年,《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五十集公开了他的真实身份:“巩天民是1925年奉天(沈阳)建立中共组织时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一直以沈阳金融界名流的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TRUTH》原件如何找到的?

新中国成立后,“九君子”和他们的后人一直在寻找《TRUTH》的原件,始终没有结果。因为亲手整理编写了大部分的《TRUTH》资料,为了弥补遗憾,刘仲明在1960年写了一篇《“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爱国小组”抗日救国行动纪实》的纪实文章。

后来,“九君子”的后人把目标锁定在联合国,很快就寻到了线索。2008年6月,他们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找到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及附件《TRUTH》。

随后,这份珍贵史料的影音资料以及复印件终于通过“九君子”后人,返回国内。2011年,刘钟难承担了《TURTH》史料的翻译工作,他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将当年父辈们用英文撰写的日本侵华罪证《TRUTH》及倪斐德博士写给李顿勋爵的亲笔信,还原成中文。

翻译好后,他与其他“九君子”后人一起将这英、中两种文字的史料,无偿捐赠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一份被时间湮没的《真相》史料,终于得以再现。

 

 

附:“九一八事变”四大元凶的下场

 

坂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在日军中有与“石原之智”并称的“板垣之胆”之谓。是日本昭和时代重要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之一。1931年与石原莞尔共同策划“九一八”事变。1938年6月任陆军大臣。1939年9月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主持对华诱降工作。1943年任最高军事参议官。1945年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同英荷军队作战,直至日本战败。

下场:1945年12月,板垣征四郎终于作为战争罪嫌疑犯在新加坡被逮捕。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板垣征四郎等28名甲级战犯开庭审判。1948年12月22日,背负累累血债的板垣终于被送上正义审判的绞刑架。
石原莞尔,日本陆军中将,军国主义鼓吹者,侵略战略的规划者、理论家,有“日本第一兵家”之称。1920年4月,被派往驻汉口的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用一年多的时间考察了中国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形成“大陆扩张”侵略战略思想,总结出了对付中国军阀的办法:“比起武力会战,收买、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调到关东军任参谋之后,就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下场:石原莞尔在二战结束后没被列为“战犯”。对此历史上有很多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凡事跟东条英机作对的人,手上没有沾过白人血的,美国人都放他们一马。1949年8月15日,石原莞尔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60岁。
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大将,主持情报工作,是继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之后,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九一八事变”,土肥原贤二是当时的主谋之一。之后任日本第十四师团长,参加兰封会战,升任第七方面军司令,第一总军司令。

下场:土肥原贤二1945年战败后接受审判,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经抽签第一个被处以绞刑。
本庄繁,日本陆军大将。前后在中国20余年,是所谓“中国通”。曾多次上书主张武力征服“满蒙”。1931年8月任关东军司令,主持并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1935年受封男爵,次年退役。1938年出任军事保护院总裁。1945年任枢密顾问。

下场:日本战败后,本庄繁第二批被定为甲级战犯。在发出逮捕令的第二天,70岁的他跑到陆军大学校的一间空屋里切腹自杀。留下两份遗书,大意就是说自己多年担任要职,导致国家败到这个境地应该负责;满洲事变关东军是自卫,没有天皇和政府的命令,全部责任由自己一人承担;最后谨祝国家复兴,天皇万岁等等。

 

文:马小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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