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振兴“疫后”经济，蔡英文当局推出“振兴三倍券”，各部会纷纷加码推出各种“振兴券”，无论是“农委会”的农游券、“文化部”的艺FUN券、“体育署”的动滋券，还是“客委会”的客庄券等，每一种券的领取时间、条件、期限、优惠内容不一，更别提还有盗领、宕机、排队等各种乱象，这些都还只停留在“领取”阶段，后续消费争议已陆续显现。如今振兴经济效果尚未看到，已让台湾民众普遍对“阁揆”苏贞昌自诩的“好用、好领、好刺激”高度质疑。

在台湾民众饱尝排队买口罩与防疫酒精之苦将近半年后，蔡当局发放的“振兴三倍券”，民众还是要排队登记、领取，好不容易领到手，又要花时间了解商家的各种用券“创新”；而各部会各有做法，要求民众上网、加Line、下载应用软件，甚至还要提供纳税资料，搞得民众烦不胜烦，累积满腔怒火。

为了“三倍券”区区新台币2千元或各种票券的新台币几百元，夜以继日在长时间宕机、无法登录的官网前耐心等候，有人几乎搞到通宵达旦，多数人也都人仰马翻。“行政院”推出这套规模有限的振兴措施，竟然可以弄到几乎无人感谢、个个怨声载道的地步。一个最爱标榜“会做事的内阁”，又有好几个月时间筹备擘画的“苏内阁”，却发生如此荒谬的结果，令人匪夷所思。

“三倍券”上路后，真正的挑战才开始。由于使用规定繁琐，且电子支付与实体券不尽相同，可以预期未来消费纠纷恐怕会频繁出现。例如:“三倍券”可否找零的问题，蔡当局才说禁止、又顺应民意说可以开放，最后“经济部”竟说，消费者自己和店家商量，店家说可以就可以。如此让业者和消费者莫衷一是，将会在消费端产生争议。又如:“行政院”规定商家必须在每张“三倍券”背面填写兑领人的姓名、销售日期、商家统一编号、负责人的姓名等等繁复资料，这对商家而言，无异又是一座难以跨越的行政大山。而如果摊商没有营业统一编号，他还得委托公会或工会代为领取；如此一来，兑得现金的时程就更漫长。

正因为这类问题不少，而且请款很麻烦，已有店家决定不收“三倍券”。因为消费者7/15即可开始使用“三倍券”，但业者却要到7/23才可以到金融机构以券兑领现金，这中间的时间差对业者很不利。再加上最令商家头痛的是市面上已经有假券流通，难怪已有越来越多的店家因为担心收到假券、没办法一一揪出，或是因为怀疑是伪券，跟消费者起冲突，再加上填写资料太费时间，干脆就不收“三倍券”。如此一来，振兴经济的意义岂不大打折扣?

至于“三倍券”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如何，更值得大家关注。“三倍券”虽号称是民众出新台币1千元，蔡当局出新台币2千元，每人有3千元可以花，亦即蔡当局拿出新台币460亿元，就可以有690亿元的消费。问题是，民众需先拿出1千元，因此会有负财富效果，抵消一部分支出增加，因此净效果仍只有460亿元的效果。而由于发放金额太少(等于每人新台币2千元)，因此预估“三倍券”的净效益，最多只有台湾GDP的0.1%—0.2%之间。更何况，根据ETtoday不久前网络民调显示，62.9%的台湾民众会把“三倍券”用在日常支出，可见“三倍券”绝大多数会被用在原来就要花费的支出上，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很可能会比前述的估计更小。何况，“三倍券”只增加民众2千元的支配，大多数人也不太可能因此去买较昂贵的商品，最终还是会用在日常消费品上。

总之，从预购、领用到店家兑换现金，无论是店家还是民众，大家都被“三倍券”整得七荤八素，“三倍券”可谓“发放最慢、金额最少、限制最多、效果最小”。早就有学者专家建议，蔡当局应早点发，或者用现金发放，甚至金额可以再大一点，但蔡当局却完全听不进去。因此，尽管蔡当局大肆宣扬“三倍券”，投入大量人力与资源，但可以预见其效果必然十分有限。
作者：潘锡堂   系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