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卓越的爱国实业家，无论其读书、做幕僚、入仕从政还是发展实业、投资教育，都有一种浓郁的家国情怀在支撑、驱策和推动，使“张謇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影响于全国”（胡适语）。张謇的一生，是一条通幽曲径，于坎坷迂回中激起后世的敬仰和钦慕；是一支巨流长波，于潮起潮落时叠映出惊心动魄的踪迹和鸣响；是一个悲壮故事，于欣忭悲愤里氤氲着肝肠寸断的苦闷和凄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张謇，不仅在跌宕困顿中显现出惊世骇俗的拼争与豪壮，而且在坚忍不拔中彰显出实业救国的使命和担当，为后人留下了艰苦创业、百折不回的不朽精神财富。

张謇于1853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1926年病逝于故里，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科举状元，虽为文人却主张“实业救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也是南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河海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复旦大学、东华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的主要创始人。张謇上溯几代均为普通江南农民，被当时称为“冷籍”的士人。为博得一矜青衫、赢取不世功名，张謇早年不得不冒用如皋县丰利大户子弟姓名，经5次考试才中秀才，为之还闹出一场风波，但通过勤勉发奋、饱读诗书典籍，终于在42岁那年于会试中一甲一名进士，成为南通有史以来唯一的状元。

张謇绝非那种陷入经史、死啃书本的迂腐书生。早年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担任庆军幕文书时，他就随军参与了平定朝鲜的“壬午事变”，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了《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很有见地的政论文章，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的认可与赏识。考中进士那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謇上书慈禧和光绪，参奏弹劾主和误国的李鸿章；戊戌变法时又为提携自己的翁同龢出谋划策，积极参预维新变法。仕途受挫后张謇秉持实业报国的价值取向，回到南方创办大生纱厂，开始经营实业，但此时他依然关心朝政，在立宪运动中，曾组织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成为国内立宪派领袖人物之一。

辛亥革命爆发，张謇在向满清政府提出最后“忠告”后转变自身政治立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为实现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北京政府成立后受袁世凯之邀，他又出任农商总长兼水利局总裁，并为袁世凯草拟了逼宣统帝逊位时的《清帝逊位诏书》，在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日渐暴露时，愤然辞职，斩断了与袁氏的一切联系，回到故乡专务实业和教育，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现代民族工业和教育事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被后人称为“状元实业家”。

纵观张謇的人生经历和职业生涯，可谓是切实坚守和着力践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业绩卓著、泽被后世。张謇最为人所称道的当然是他实业上的成就，他自己曾宣称：“言商还向儒”。的确，他的实业活动不只是开办了一批近代工商业，更重要的是将儒家思想贯穿于兴办实业的全过程。开国领袖毛主席在谈到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时说：“轻工业不能忘记海门的张謇”。近代著名思想家胡适认为，张謇在建设南通的过程中“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影响及全国”。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丁文江在张謇追悼会上发表演说时曾指出“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

张謇在民国时期有着较高的威望和声誉，这与他在中国实业、教育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密不可分。张謇是一个具有民族正义感和家国情怀的文人士子，他兴办第一个企业大生纱厂时，正值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马关条约》规定外国商人可以在中国内地设厂办企业，这引起张謇的极大愤慨和深深忧虑，认为“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不但日本人“逐渐吞噬”中国，而且“西洋各国，援例尽沾”。由于他的家乡南通出产的棉花质地优良，他认为一定会被日本人所掠夺。假若让日本人投资建厂，日本便会利用中国棉花纺成布，然后高价卖给中国人，这“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所以他兴办纱厂的目的在于“为通州生民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办厂自然讲究投入产出，但他在办厂中首先虑及的是中国资源不被外敌所用，敢于与日本人竞争和角逐，这正是张謇作为一代民族资本家值得后人赞赏和褒扬之所在。

张謇富有远见卓识，他认识到兴实业首先要兴人才，振兴中国必须培养新型工人，所谓今求国之强当先办教育。办教育需要大量资金，他曾多次向中央及地方政府呼吁，但都石沉大海、无济于事。于是他从自己所办企业中拿出巨额利润，建立学堂发展教育。1899年大生纱厂考公，有了盈余后，1903年他即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私立的通州师范学校，实现他办教育先从基础做起、基础先从师范开始的诺言。随着张謇经营活动的不断扩大和实业的日益兴旺，他付诸教育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多，除了一大批中小学外，还有女子师范、农业学校、纺织学校、商业学校、卫生学校，甚至还兴办了一个盲哑学校，这些名目众多的职业学校，很多都是中国首创。在设立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张謇晚年还斥巨资成立了以工科为主的南通大学。此外，南京的河海工程专科学校、吴淞的商船学校和铁路学校、上海的复旦公学，他都积极参与创建，不仅捐献大笔款项还耗费了大量精力。在创办学校教育的同时，张謇高度重视社会教育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先后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地方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还有图书馆、气象台、公园、体育场，还辟建了开全国风气之先的新式剧场，所有这些都由其个人出资。

深谙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张謇，一直主张发展工业需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科技崛起推动工业兴盛。在他所置办的企业和学校中，聘请了众多各行业专业人员、归国留学生和英法日等国的工程技术人才。他对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形成一套系统而独特的见解，认为在中国兴办大学首先要兴办工科大学，以促进基础薄弱的民族工业技术的发展。张謇大力支持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团队“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学社在国内的社址是张謇亲自帮助确立的。张謇极为关心当时世界工商业发展形势，1903年赴日考察 70余天，他购买了大量新式农具和纺织等轻工机器，并为职业学校聘请了日本教员。1910年美国著名实业家大赉组团访华，张謇与江浙一带的实业家与大赉商讨签订了合办银行、共造轮船、在旧金山举办商品博览会等协议。尽管这些协议随着国内形势发生剧变而未能实现，但张謇开阔的视野和超拔的眼光已高于同时代绝大部分商人。

儒商，一般是指“儒者”与“商家”的结合体，一方面具有儒者的才华和操守，另一方面具有商家的睿智与机敏；儒商既是儒者的翘楚和楷模，又是商界的豪杰和精英。学术界认为，儒商往往呈具以下精神特质：注重自身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秉持儒家义利观和价值取向，弘扬自强不息和勇于创新精神，恪守商业规则和市场法度，诚实守信履约践诺，勇于竞争善于合作，富有仁爱之心和救世济民思想，承负达则兼善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儒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应是中国商人追求的精神形象和价值目标。张謇所具有的品格和素养是多方面的，从事的实业活动无疑给他本人和他的股东们赢得巨大利润，但获取利润不是他终极目的；他的眼光并不局限于南通一隅，他善于吸收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又不简单地照抄照搬，在顺应时代变化中为儒家文化增添新的内涵，这一切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教育等多项事业的开拓者和引路人，成为践行“精神是儒、行动是商”信条的近代第一儒商，成为将知识和财富献给国家和百姓、力求创造出太平盛世的伟大爱国者。

文：刘金祥 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