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在新冠疫情后的恢复进度快于预期，并且是各项经济指标最好的国家之一，但随着包括华为和字节跳动在内的中国企业在国外市场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新政策的出台变得越来越紧迫。

7月3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中国应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发展格局，以加快国内生产、吸引外资和稳定贸易。

会议称，中国正面临“百变未有之大变局”。从中国上半年的贸易数据来看，政治领域和科技领域日渐尖锐的对抗，还未转移到外贸领域，但无疑为仰赖外贸发展的前景投下阴影。

不可否认的是，提出“内循环为主”的大背景是中国几乎跌入冰点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诸多境外媒体报道这一新经济战略时称，这是北京对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作出的反应。

何为“内循环”

“内循环”在中国官方语境中的全称是“国内大循环”，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公开报道中是今年5月，彼时中国刚刚从疫情中缓过气，经济逐步开始复苏，但外部环境从政治到经济都开始更加严峻。

5月23日，中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出席政协的一次会议时称，“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6月，习近平和副总理刘鹤分别在两次会议上重复了这一表述。

此时，舆论还未形成对“内循环”的讨论。直到7月的两个比较重磅的会议上都出现这一表述。

一是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习近平在会见数十位企业家时承认，中国经济受到“巨大冲击”，许多企业与经营个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仍希望企业家们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增强爱国情怀，并再次强调了他此前提出的“国内大循环”路线。

二即是前述的7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该会不仅是中国下半年经济政策的风向标，还为10月份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十四五”规划铺路。

至此，关于“内循环”的不同声音甚嚣尘上。有分析人士认为，即将结束的中国“十三五”规划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十四五”的主线则可能就是“建设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路透社援引一位前中国政府官员点评说，“确认以内循环为主，相当于‘自力更生’”。中金公司研究报告则称，不少观点认为“以国内循环为主”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外循环是内循环的必要补充，关起门来搞“内循环”，只会导致“死循环”。开放带来的竞争与合作，对于更好地实现“内循环为主体”，保持内循环机体的活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以“内循环”为主，对应的是之前数十年以“外循环”为主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制造业企业普遍采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下，原材料大量进口，在中国加工后，成品全部运到海外销售。

“两头在外”的模式虽然意味着中国企业成为产业链上利润最薄的一环，品牌、原材料、销售都在国外，中国只能挣取微薄的加工费。但在中国发展初期带来巨大红利：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快速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避免了在国内原材料市场和销售市场的竞争。

但在疫情和地缘政治环境陷入冰点的情况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显露无疑，中国可能同时面临需求端和供给端“双向挤压”，一方面，消费市场依赖国外，主要贸易伙伴都在国外，如果出现疫情或制裁，出口订单会被大面积取消；另一方面，供应链上一些关键技术、进口原材料和配件依赖国外，外部动荡可能出现短缺，使生产停摆。

“双循环”格局下的发展导向

多位分析人士认为，科技内循环和消费内循环，将是中国这轮转向的重点。

国泰君安发布报告认为，“构建国内大循环，其重要性不亚于供给侧改革，具体落地主要依托于消费内循环、科技内循环两大抓手进行构建。”

在这两个方向上实现内循环为主，既是中国的被动选择，长期来看，也是一种必然选择。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通过规模效应和低成本劳动力，中国用10年时间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和商品出口国。当时中国工资水平低，国内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都比较低，强大的工业产能主要对外。但时至今日，中国的工资水平和社保不断上涨，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逐渐被更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超过，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制衣，已经大规模向东南亚等国转移。

其次，中国在科技创新上有后发优势，沿着发达国家已探明的技术路径进行研发，成本和难度都大大降低；通过市场换技术，甚至直接模仿，使中国科技快速赶上，也使欧美等国指责中国强制技术转让或知识产权盗窃。然而，在5G、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更新的创新领域，中国也站在前沿，而且他国的科技封锁更严格，使中国的科技后发优势也消耗殆尽。

中金公司报告则预计，“双循环”的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导向会体现出如下几大趋势：

（1） 更加重视内需：内需可能会成为中国政策制定者思考全局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在政策之上可能会更加重视挖掘内需潜力。内需挖掘的政策着力点，可能在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主要抓手，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主要方向。同时坚持“房住不炒”，理顺财税体系、改善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及养老体系，让居民有收入能消费、有保障敢消费、有产品可消费。

（2） 更加注重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中国可能会更加以满足中国内需的视角来思考问题，系统性地重视产业链的安全性、稳健性的问题。因此对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口替代可能成为主要趋势之一。

（3） 更加重视创新升级：持续的创新升级是保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也是内外双循环保持活力的关键，也是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前提，人才体系的培养、研发投入的加大也可能会得到加强。

（4） 继续重视外需和市场开放：“国内循环为主体”并不代表外需不重要，也不意味着“关起门来搞建设”，外需和市场开放依然非常重要。

“世界工厂”的转向障碍

从“双循环”的演进阶段来看，2020年的中国与1913年前后的美国高度相似。美国在1913年前后从“外循环”经济过渡到“双循环”共同促进，其后经历了“一战”、“大萧条”和“二战”，虽然一度遭到外部环境的严重拖累， 但是凭借本土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稳定，最终实现了逆流而上。

事实上，面对以前的外部冲击，中国已在一定程度上向“内循环”过渡。2008年后，中国仰赖多年的外贸订单出现断崖式下跌，政府不仅推出四万亿计划，还推出家电下乡补贴，刺激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这前后，外贸依存度也经历先提升再回落的过程。199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31.8％，2008年达到历史峰值。但从那时开始，内需就成为中国的关注点，中国外贸依存度逐步回落，2019年又回到了31.8％。

但作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把航向从对外转向对内，并不容易。单从消费内循环而言，关键不在于产能，而在于是否有足够的消费市场来容纳。

国泰君安的报告称，重要抓手之一，在于持续扩大内需，降低居民储蓄率，用居民内部消费需求消化内部投资产生的产能，承接以前的出口，形成自我畅通、自我循环的经济体。

仅从纸面数字而言，居民内部消费需求似乎颇具潜力潜力——2017年占GDP的比重为39%，不仅远低于美国（69.5%），也低于日本（56.3%）和韩国（47.8%），甚至低于印度的居民消费支出水平（59.1%）。以汽车为例，美国的千人汽车拥有量是800台，德日是650台，中国到2017年末才刚140台，差距很大。

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统一大市场，被一道“城乡二元结构”鸿沟一分为二。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分析，中国目前约有3.3亿人口的人均GDP已在2.5万美元以上，而有10.5亿人口的人均GDP在4500美元以下。

这两部分人口分别集中在城市和乡村。两部分人收入差距巨大，使中国形成了M型消费结构，低端和相对高端的消费比较多；更健康的消费市场则是橄榄形的，中间庞大的中产阶级形成消费市场的主体。

多位分析人士观察认为，解决这一难题非常复杂，促进政策可能伴随负面效应。比如说，中国外向型经济结构形成长期高储蓄、高出口、低消费的状况，要提高消费意愿和能力，就需要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同时抑制房价；但前者可能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商品价格上扬，对消费有抑制作用，后者本身就是经济内循环的重要行业，抑制房价会伤害关联产业。

 
编辑：马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