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起源于中华大地的土生土长的民族。根据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中华民族并非单一地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后向四周扩散的，而是既有中原民族向四周辐射，又有多元区域性的发展和向中原汇聚的情形。考古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各个时期的地点约300处，分布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

中华民族的起源

迄今所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最早居民是距今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云南省元谋县），而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的“蓝田人”距今约100万至50万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距今约50万年。距今3万年到l万年前后，中华大地上的古人类普遍进入了旧石器晚期文化时代，尤其是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代表了原始黄种人，而中国人、美洲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都是他们的后裔。

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明显地呈多元区域发展状态，但发展并不平衡，其中具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以关中、晋南、豫西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文化地区和以泰山为中心、山东地区为主的黄河下游文化区。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起源区域，大致分为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文化区和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文化区两大区域。此外，以燕山为中心的燕辽文化区、黄河上游的甘青文化区．以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为中心轴的华南文化区等也都是中华民族繁衍的重要区域。新石器时期的中华大地上还有诸多文化区域，所有这些区域都是以土著文化为基础、在与相邻的区域互相渗透而形成和逐渐发展起来的。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古老的中华民族大致萌芽出三个发展带：一是秦岭——淮河以南的稻作农业为代表的水地农业区，二是秦岭——淮河以北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三是秦长城以西以北的草原游牧区和狩猎区。中华民族在起源阶段即萌芽出的三带经济区域，对我们民族的形成和全部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考古发现，华夏族是黄河流域的最早居民（现代分子人类学也有证明）。从文化遗迹来看，远祖先民留下裴李岗文化（河南新郑一带，距今8000年前）、仰韶文化（黄河中游地区，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左右），大地湾文化（甘肃天水一带，距今约6000至48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山东泰安一带，距今约5000至4000年左右）、龙山文化（黄河中、下游地区，距今约4600至4000年左右），由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这些文化遗址主要是在黄河流域，所以今人将黄河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中华民族的形成

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演变过程，多数民族在形成初期都经历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过程，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就是各民族不断融合、吸收、同化的过程。有人认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母是华胥氏，在古史文献里，她颇具神话色彩，“蛇身人首，有圣德”，华胥氏是我国上古时期母系氏族社会中最早的部落首领（约8000年前，一说10000年前等），是伏羲和女娲的生母，是炎帝、黄帝和蚩尤的祖先，2019年4月7日在西安蓝田县华胥镇还举行了“己亥年全球华人恭祭华胥氏大典”。

据传说，中华民族经历过“三皇五帝”时期。关于“三皇”，《史记·补三皇本纪》的说法是天皇、地皇、人皇；《尚书大传》的说法是燧人、伏羲、神农；《春秋运斗枢》的说法是伏羲、女娲、神农；《三字经》的说法是伏羲、神农、黄帝。通行说法是指燧人、伏羲、神农，三人被尊称为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这里的“氏”是神祇之意。关于“五帝”，《大戴礼记》的说法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战国策》的说法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吕氏春秋》的说法是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资治通鉴外纪》的说法是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伪《尚书序》的说法是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以其经书地位之尊，以后史籍皆承用此说。

据古史记载，炎、黄二帝时期发生过两次大战：一是阪泉之战，这是黄帝在征服中原各族的过程中，与炎帝两部落联盟在阪泉进行的一次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战争。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躯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汉代贾谊《新书》云：“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列子·黄帝》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阪泉之战炎帝败得心服口服，甘愿称臣，发誓不再与黄帝抗衡。黄帝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部落联盟的首领。阪泉之战对于开启中华文明史、实现中华民族第一次大统一有重要意义。二是涿鹿之战：传说居于东夷的蚩尤率领九黎81个部落向西进入华夏集团分布地区，目标可能是豫中地区，炎帝当时居于豫东。因为蚩尤率领的部落联盟武器精良，士兵勇猛善战，炎帝部落无法抵挡、节节败退，在蚩尤大军的扫荡下，居地全失。炎帝于是求救于黄帝，引发了涿鹿之战。涿鹿之战不同于阪泉之战，它是在两个部族集团之间进行的，因而打得分外激烈，也留下很多神话传说，如说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蚩尤作大雾弥漫三天三夜，黄帝之臣风后在北斗星座的启示下，发明了指南车，才冲出大雾。战斗过程中，双方先由巫师作法，希望借助自然力量征服对方，黄帝呼唤有翼的应龙蓄水，以便淹没蚩尤军队，蚩尤也请风伯、雨师相助，一时风雨大作，黄帝军队再次陷入困境。危急中，黄帝只得请下天女女妭阻止风雨，天气突然晴霁，蚩尤军队惊诧万分，黄帝乘机指挥大军掩杀过去，取得了最后胜利。

从传世文献看，夏、商、周三代都奉黄帝为祖先，春秋战国时期诸夏蛮夷都自称出于黄帝一系，一些少数民族自古以来也有奉黄帝为始祖的认同传统。相传黄帝姬姓，有子昌意、玄嚣（青阳），昌意有子，颛顼（高阳），其后代有舜、禹、老童（楚人先祖）；玄嚣有子娇极，孙帝喾（高辛），重孙放勋（帝尧）、挚、契（商人先祖）、稷（周人先祖）等。

传说尧做首领时，曾设官掌管时令、制定历法，将敌对的浑敦、穷奇、祷杌、饕餮四个民族部落赶走。在向南方发展的过程中，与三苗族等氏族部落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战争。同时尧咨询四岳，推选舜为其继任人，在对舜进行3年考核后，命舜摄位行政。舜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曾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巡行四方，对三苗进行分化瓦解，将其首领马灌兜流放到崇山，将其余氏族合并到自己的部落中来。尧去世后舜继位，又咨询四岳，挑选贤者治理民事，并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作为继承人。禹姓姒，号夏后氏，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在治水13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舜死后禹担任部落联盟领袖，曾铸造九鼎。

这些传说当然不能作为信史看，尧、舜、禹相继以禅让方式成为大部落联盟首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是以推举的方式确立部落联盟首领，暗示出黄河流域东西两个部落融合为大部落联盟的过程。

夏的来源，孟子认为来自西夷，目前考古界以分布在豫西的二里头类型和分布在晋南的东下冯类型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一般认为夏的兴起是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水上游及伊洛平原，发展达于晋南汾水、涑水平原。商的起源《诗经·商颂·长发》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玄鸟》篇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商属于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部落集团的分支，这在甲骨文中可以得到印证。商的先祖传说为契，一般认为商族起源于幽燕地区，至上甲微之后南下发展于河济泰山之间。商人常以“西邑夏”称夏朝，说明商族的活动范围可能在夏族之东。商灭夏后，东西对峙的两大势力进一步融合。周族的起源，据《国语·周语上》是从山西南部西迁的一支夏人，兴起呈戎狄之间，但据《诗经》的许多篇目来看，周族的始相，母名叫姜螈，“姜”通“羌”，盖周人的祖先系从羌族分化而来。其父系始祖名弃，又称后稷，活动于泾、渭流域的上游，后代在与戎狄的争战中多次迁徙，定居于渭水中下游岐山、周原一带。

夏、商、周三族祖先来源不同，最先发展的地区各异，但据古史记载，三代的文化制度大同小异，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经过长时间的交往、渗透、征战，最后西周武王联合西土庸、曷、羌、微、卢、濮、彭等族及其他诸侯，一举灭商，建立西周王朝，黄河中下游的两大系统及夏商周三支主要来源遂融为一体，华夏民族的雏型初步形成，并以中国最早的王朝夏为族称（史称“诸夏”、也称“诸华”或“华夏”连称），而“中国”这一名称至迟在西周成王时即已出现，当然它的内涵不尽相同，亦非今天意义上的“中国”。

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除华夏外，周边和穿插夹杂活动的还有许多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在甲骨文中称“方”，如羌方、蜀方、鬼方、土方等等；而有的先秦典籍则将其统称为戎、狄、夷、蛮，即四夷或四裔。“华夏”和“四夷”，并不是互不相干的独立体，彼此不但有共同的渊源关系，而且“华夏”和“四夷”互相之间由于地域相连，不断地相互吸收和交融，因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华夏族本身也是夏、商、周族与戎、狄、蛮、夷等民族通过杂居、通婚、文化交流等形式融合而成的。因此，“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祖先。

当时,诸夏与四夷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但这种冲突或战争不能理解为对国外的冲突与战争，因为从很早的古代起，中国就是一个由诸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如“成汤革命”和“武王革命”就有所谓“万方”“万姓”“百诸侯”及庸、蜀、羌、微、卢、彭等等民族参加；再如《左传》记载的鲁昭公九年晋国梁丙率阴戎侵犯属于周王所有的颍地，周景王使詹桓伯责备晋国说，“我自有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可见，当时周疆域的概念并不限于封域，是包括周边各族地盘在内的。

夏、商、周各个王朝相继更迭，商族进入夏族的地方，周族又进入商族的地方，形成杂居，如周公就曾将兄弟、子侄、姻亲、功臣分封到商族的旧地，同时又把一些商族人分配给各地的周族贵族作奴隶；夏、商、周族不断发展，又进入到戎狄蛮夷的一些地区，形成了与戎狄蛮夷杂居的情形，如周朝有些贵族就在齐国及其以东地区与东夷杂居。各民族杂居在一起，生活交往日趋密切，开始互通婚姻，如周襄王娶狄族隗姓女子为后，这种情形在民间当会更多，这不仅促进了血缘的混合，也促进了风俗习惯乃至语言等方面的融合；此外频繁的战争使一些民族互相结成联盟，战后又各自分开，如炎黄两族的联盟，庸、蜀等族与周族的联盟，三苗族与夏族的联盟等，各民族之间这些不断发生的分化与组合；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

春秋时期，中原华夏诸国的四周，分布着上百个少数民族部落和方国，在北方有活动在今陕西、晋北、冀西北、内蒙古及其以北地区的狄族和活动在今冀东北到内蒙及东北地区的山戎、北戎；在西方有西戎诸族，其中最大的是活动在陕、甘、青、藏的诸多羌族部落。秦在此间大举扩张，占领了西周的故地，戎狄在秦国占据相当大的成分，故当时诸夏将其看作“狄秦”“戎狄之国”；在南方的江汉流域，南蛮族系的楚国日益强大，自称王号的熊渠即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即中原地区）之号谥。”在东方的江淮流域和今山东半岛，有莱夷、东夷、淮夷、群舒等部落和方国，其中莱夷与齐国来往颇多，淮夷等则与楚国有较多的交往；在长江流域的下游，兴起了由周族的一支与南蛮族共同组成的吴国和主要由南越形成的越国。当中原诸夏大国互相争霸的时候，戎狄蛮夷都积极向中原扩张，力量日益壮大，形成了对中原诸夏各国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齐国的管仲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齐桓公采纳了这一主张并以此为旗号，经过多次战争，终于坐上了春秋第一位“霸主”的交椅。激烈兼并战争的结果是使春秋初年140余个不同族别的国家到战国时期只剩下秦、楚、燕、赵、韩、魏、齐七国，而原被视为戎蛮的秦楚与其他五雄同称中国与华夏。

华夏民族的融合与发展

大约从东周时期之后，我国的古籍文献上开始并称“华夏”。《尚书·武成》篇早已亡佚，传世的“武成”篇有“华夏蛮貊，罔不率俾”的记载，意即中原华夏民族和四夷各民族无不遵从。华、夏两字在上古同音，相互通用，所以《左传·定公十年》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一语，华和夏同义反复，华即夏。华夏为古汉族的自称，其先民们分为许多部落，主要活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自黄帝时统一为华夏部落联盟。在先秦的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藉以区别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夷。

东周时期（春秋战国）激烈的兼并战争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异化、同化、融合的过程，民族异化、同化、融合的结果是形成了包括蛮、狄、夷、戎的华夏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这一次大融合，不仅标志着华夏民族的形成，而且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统一前，战国时期的七国基本上华夏化了。

秦统一全国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汉承秦制，在大一统的国度中，统治者在经济上通过各种政策促进中原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在文化上宣扬儒家思想，同时又对各民族的文化兼容并蓄，华夏民族的后裔汉族逐步形成，而“汉人”的名称至迟在北齐时期也逐渐使用起来。从秦统一到清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华民族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融合。

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分布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和内地居民交错杂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在华夏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魏晋时期，关中地区已经“戎狄居半”，以致统治阶级中有人提出“徙戎”的主张，以便“戎晋不杂，并得其所”。此间，汉人也有不少迁居少数民族地区。魏时，汉人有10万多户逃避战乱迁往乌桓，西晋以后又有几万户迁往辽西依附鲜卑。尤其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民族间的战争愈加频繁和激烈，民族迁徙、对流的情形也加剧。“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氏、羌，十六国即:前赵、夏、北凉、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后赵、前秦、后凉、后秦、成汉、前凉、北燕等政权，各政权之间的争斗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破坏，但是也促使民族的迁徙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施行三长制、均田制，效法汉民族建立封建政权，改胡服为汉装，改胡姓为汉姓，禁用鲜卑语，提倡胡汉联姻，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而汉族人民也吸收了鲜卑族人民的畜牧经验和部分语词。与此同时，长江流域民族迁徙融合也在加速进行，“永嘉之乱”后，世居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大批南下，与东南地区的东瓯、扬瓯、百越及西南地区的苗族、蛮族等发生了广泛的接触，从十六国到隋末，大约有上百万的汉族人民南迁，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形成了“汉蛮杂居”的局面。经过这一次民族大融合，许多少数民族被汉民族文化同化，汉民族也不断地吸取了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到隋唐时期，汉民族较之秦汉时期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实际上已形成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的新的共同体。如隋文帝杨广、唐高祖李渊都是汉族和鲜卑族的混血儿，而大诗人元稹和白居易，一个出自鲜卑拓跋氏，一个出自“西胡”的龟兹，时人尚能指出其族别，但他们却俨然以汉胄自居，不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了。

第二次是宋、辽、金、元时期。隋朝时，北面有强大的突厥奴隶制政权，唐朝击灭突厥后，回纥族又在漠北兴起，后来建立起东至室韦（今黑龙江），西到金山（今阿尔泰山）的强大的回纥汗国；在西南面（今西藏地区），松赞干布统一了分裂的吐蕃各部，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增进了唐蕃和好；唐肃宗也曾将公主嫁给回纥可汗，增进了双方的友谊。唐初南方有以乌蛮族为主建立的六个诏（政权），但都臣服于唐，后来唐朝帮助南诏首领皮逻阁统一了其它五个诏。到了宋时，北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与宋朝对峙，西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宋辽多次发生战争，结果被辽打败，双方有“澶渊之盟”，约为兄弟之国。西夏在建国前曾依附于辽，辽兴宗以兴平公主嫁给西夏王，后辽兴宗亲率十万骑兵进攻西夏而大败，双方议和，形成西夏与宋、辽鼎立的局面。金朝是北宋晚期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权，灭辽后，金乘胜南进，于1127年攻破开封，俘虏徽、钦二宗，并于1141年逼迫南宋签约，以淮河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朝输纳银20万两、绢25万匹，此即“绍兴和议”。1206年，蒙古部首领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后，建立了统一的蒙古政权，之后灭金亡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政权。在此期间，不仅诸多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而且边疆地区的大量汉族也融合于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有融合。元时的蒙古族与汉人融合更为显着，文字语言、姓氏名字、人物制度、婚姻嫁娶，渐相混合。元朝统治者虽然在政治地位上将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但到了元末明初，在风俗习惯诸方面几与汉人“相忘相化”。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是在清代。1627年，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位，并于1636年改后金为清。清政权的主体是原居东北的满族，1644年清兵入关，推翻了南明王朝，打败了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政权。康熙时期，漠北喀尔喀部蒙古族归附于清朝，准噶尔部蒙古族合并了厄鲁特四部，占据了天山南路的各城镇，后又攻占了喀尔喀部，康熙三次率兵亲征，使喀尔喀部重新回到清朝的管辖之下；雍正时期，清廷派兵平息了青海的硕特部叛乱，设立土司进行统治；乾隆时期，清兵又平定了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将原被拘禁的维吾尔大和卓木波罗尼都与小和卓木霍集占送回南疆，然后在伊犁、喀什噶尔等地分驻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巩固了对天山南北两路的统治。1683年，清军攻克澎湖，统一了台湾。此外，1652年清顺治皇帝在北京以盛礼接待了西藏的达赖五世，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地位从这时正式确定。清朝统治期间，对于幅员广大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以及各民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起了积极的作用。作为清朝统治阶级的满族，早在入关前就已吸收了大量中原文化的因素，其汉化程度远远高出了过去的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因而它在进入中原后的同化过程也较之过去的少数民族更为迅速。虽然清朝统治者要竭力保持其民族特性，政治、经济、文化都力求满汉有别，并采取不与汉族通婚、习满文、练骑射等措施，但终究难以抗拒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而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疆域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基础。

上述民族融合只是择其大要而言，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虽然曾经历多次分合的反复，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从未中断。一方面，华夏民族承继着中国传统的文化与制度，另一方面也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制度融化渗透到其中，从而使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与政治、经济、文化都呈现以中原文明为主体的多元结合的特点。经过漫长的民族融合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主权国家。在这个历程中，汉族始终是最多、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主体民族，但其他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今日的中国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

各民族的谓称及族源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以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出现于世界，各族人民共同劳动、繁衍生息在中国这块美丽富饶的大地上，共同创造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从历史的嬗变看，中国古代的民族数量之多，难于做出一个精确的统计。自秦统一中国以来，历代最主要的民族有汉、匈奴、鲜卑、突厥、吐蕃、南诏、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等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确定为单一民族的共有56个，其称谓是：汉、满、朝鲜、赫哲、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东乡、土、撒拉、保安、裕固、维吾尔、哈萨克斯坦、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俄罗斯、塔塔尔、藏、门巴、珞巴、羌、彝、白、哈尼、傣、傈僳、佤、拉祜、纳西、景颇、布朗、阿昌、普米、怒、崩龙、独龙、基诺、苗、布依、侗、水、仡佬、壮、瑶、仫佬、毛难、京、土家、黎、畲、高山。

各个民族的族称来源十分复杂，其中绝大多数是以本民族的自称为族称，如蒙古族原是蒙古语族许多部落中一个部落的自称，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蒙古部落统一了其他各个部落，从此各部落就以“蒙古”为共同的称呼；再如傣族即自称傣，不过因居住地不同而又有傣仂、傣纳、傣雅等等称谓。但有的少数民族以他称为族称，如黎族一般自称“筛”，也有自称“杞”“佯”“美孚”“台”的，“黎”是汉称，原为汉人对居住在黎母山区少数民族居民的称谓。也有不少民族以地名为族称，如怒族和独龙族分别因居于怒江流域和独龙河畔而得名；门巴族是居住在“门隅达旺”地区人的族称；保安族原聚居青海省同仁县保安城、下庄、尕沙尔3个村庄，俗称“保安三庄”，因而得名；毛难族主要分布在广西环江县的12个乡中，这些地区史称“茅难”“冒南”“毛难”，因而得名；东乡族的族名亦是因历史上东乡人活动区域“东乡”而来。有的民族族称与经济生活有关，如拉祜族称“虎”为“拉”，肉烤到发香的程度为“祜”，“拉祜”意即用这种方法烤虎肉，这一族称反映了拉祜人曾是勇敢的猎虎民族；再如羌族，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商周甲骨文中即有记载，字义从人从羊，反映了古代羌人从事畜牧业经济生活的历史；又如古代畲族人民搭棚山居，随山种畲，因而称为畲族。还有一些民族的族称与族源有关，如裕固族自称“尧呼尔”或“西拉玉固尔”，后根据其译音及汉语“富裕巩固”之意，定名为裕固族；再如云南的布朗、崩龙和佤（自称“布伦”“布牢”）三族的族称，从语音上看十分相近，其意都是指“住在山上的人”，究其源，与古代的濮族部落相关。此外，有的民族的族称情形较为复杂，如汉族，大约从汉魏以来边疆民族称中原人为汉人，又由于汉朝国祚长达四百余年，汉族的基本特征与文化传统也形成于两汉，久而久之，便形成汉人的族称，但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官方正式确定“汉人”族称是从辽代开始的。

现代的民族都是由古代民族发展演变形成的，中国现在的56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族源。但族源问题也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的民族的族源迄今尚无定论，往往存在几种说法。如维吾尔族的族源，有人认为只能追溯到南北朝时的袁纥，有人认为维吾尔族的族源与匈奴有关，但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汉代的丁零族和唐代的回纥族是维吾尔族的主要族源。丁零或称丁灵，魏晋南北朝时称敕勒，主要活动在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因与柔然族的战争，于492年部分西迁天山一带，于是分为东西两部，敕勒部中的一部称袁纥或韦纥，到六世纪初称回纥，788年改称回鹘，九世纪中叶因与黠戛斯的战争，大部分迁到了西域（今新疆）地区，与当时在西域的部分突厥、焉耆、龟兹、于田及原来迁入西域的契丹、蒙古、汉人等经过长期融合，成为维吾尔族。

回族是一个由许多不同民族的人大约在明代融合而成的民族，其族源很难找到一个或两个为主的族，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大约从七世纪中叶之后，有一些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来到中国经商，并逐渐定居。十三世纪初，蒙古族西征，大量中亚细亚各族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被遣发或自动迁徙到中国，散居各地，他们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在元朝时称为回回，经过较长时间的融合与发展，形成回族。

关于壮族的族源，说法也不一致，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壮族与秦汉时的越族有渊源关系。当时越族有许多部，居住在长江中下游和岭南（今广东、广西等地）地区，称“百越”或“百粤”，魏晋南北朝时称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为“俚”“僚”，等，唐时称“俚僚”或“蛮僚”，有人考证，这些称谓都是壮族的古称。宋朝时，史书称之为“撞”“僮”“幢”，都读作“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改称壮。

藏族的族源是吐蕃，这是汉人对他们的称谓，藏语叫“播”，即蕃族。蕃族的先民据史载是汉朝时居住在西藏北部的羌族的一支，叫发羌，当时羌族居住的中心是在青海、甘肃河湟一带，由于与汉人的战争迁居发羌地区。后来，西藏山南地区一个叫雅隆的部落合并了羌族的另外两支部落，于七世纪初建立了吐蕃政权，所以藏族是由西藏土著的雅隆人和羌族等共同融合而成的。

蒙古族的族源有人认为系由匈奴发展而来，但也有人认为是唐朝时的“蒙兀室韦”，宋以后又称“萌古”“朦骨”“蒙古里”。蒙兀室韦是室韦族中的一支，室韦族；北魏时分布在嫩江和黑龙江两岸，后分化为20余部，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一带的那一部即蒙兀室韦。七世纪，蒙兀室韦迁徙至蒙古草原，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塔塔尔、翁吉刺、蔑儿乞、克烈、乃蛮、汪古等许多部落，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统称蒙古。

苗族的族源一说系尧舜时期的“三苗”，一说系商周时期的“攀髳”人，但较有充分史料可以证明的是秦汉时期的“五溪蛮”。五溪蛮包括不少民族，居住在今湖南西部和贵州东部等地区，唐宋时，五溪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被称作“苗人”“苗众”，南宋以后，人们逐渐将五溪蛮中的瑶、僚、仡佬等族与苗族区别开来，此后苗族的名称便固定了下来。

满族的族源是“黑水靺鞨”，黑水靺鞨是靺鞨族的一支，隋唐时靺鞨族分布在松花江、牡丹江和黑龙江流域，原有许多分支，后演变为粟末、伯咄、安车骨、白山、号室、拂涅、黑水七部。渤海国兴盛时，部分黑水靺鞨人被纳入其版图，契丹灭渤海国，黑水靺鞨归属于辽，称“女真”。辽时女真族又分为生、熟两部，松花江以北东至大海的一部分称生女真，其中又有一支称完颜部，后建立了金国。元灭金，女真人散居黑龙江、松花江流域。明朝时，生活在黑龙江依兰一带的建州女真，在首领努尔哈赤的领导下统一了女真各部，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废女真族名，改称满族，女真族遂变为满族。当然，也有人认为满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肃慎和汉晋时期的挹娄族。

就总体状况看，当代中国疆域内不同民族的族源，有如下两个特征：一是绝大多数民族都是来源于当代中国疆域内不同历史时期的古老部族，只有少部分民族的渊源产生在当代中国疆域以外的地区，例如回族就是以来自中亚和西亚地区迁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为主体、又融合了国内其他一些民族而形成的。二是古代部族与当代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非常复杂，既有一个祖源只与当代的一个民族有历史的延续关系，如古代的吐蕃与今天的藏族、室韦与蒙古族等；也有一个祖源演变与分化形成了当代的多个民族，即几个民族系同一族源，如古代部族的五溪蛮演变与分化成当代的苗族与瑶族，古代的羌部族分化成当代藏缅语族的白、彝、纳西、哈尼、拉祜等民族，而壮族、布依族、侗族的族源都可以追溯到百越；还有的当代民族的族源是几个原始部族的混合体，如哈萨克斯坦族。

各民族的分布及特点

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汉族的人口最多，分布地区最广，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其他55个民族总人口约7000万左右，其中壮族近1400万，分布在广西、云南、广东等省；回族约730万，主要分布在宁夏、甘肃、河南、河北、青海、山东、北京、云南、天津等地；维吾尔族约600余万人，分布在新疆地区；彝族550余万人，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苗族500余万人，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四川等地；满族430余万人，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北京和内蒙古等地区；藏族约390余万，分布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蒙古族 340余万人，主要分布在内蒙、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区。土家族约28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等省；布依族约220多万人，分布在贵州省等地区；朝鲜族约180万人，分布在东北三省；侗族约145万人，分布在贵州、湖南、广西等地区；瑶族140余万人，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等地。此外，在云南分布着白、哈尼、傣、傈僳、佤、拉祜、纳西、景颇、布朗、阿昌、普米、怒、崩龙、独龙、基诺等少数民族，在新疆分布着哈萨克斯坦、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俄罗斯、塔塔尔等少数民族，在内蒙古和黑龙江地区分布着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在甘肃和青海地区分布着东乡、土、撒拉、保安、裕固等少数民族，在贵州分布着水族、仡佬族，在广西分布着仫佬、毛难、京族等少数民族，在西藏分布着门巴、珞巴等少数民族；还有，羌族分布在四川，黎族分布在广东、海南，高山族分布在台湾、福建，畲族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地。

从各民族分布的情况来看，具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汉族虽遍及全国各地，但汉族的主体居于内地和东部沿海地区，而多数的少数民族居于边疆地区，从东北的鸭绿江起，北至黑龙江、内蒙古，西到宁夏、新疆，西南到西藏、云南，南至广西、海南及东南的宝岛台湾，在漫长的21000多公里的陆地边防在线，几乎到处居住着少数民族；二是少数民族地区幅员辽阔，山川壮丽，有着不同的自然环境，从南方热带、亚热带到北方的高寒地区，高原、盆地、海岛、峡谷、沙漠边缘，都有少数民族人民在那里生息、劳动；三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地域广大，人口稀少，仅占全国人口的8%左右，如西藏、青海、新疆的有些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不过一二人；四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交错居住，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少数民族地区有汉族居住，大杂居，小聚居，民族之间交流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不分离。五是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内陆的边疆地区经济发展较为缓慢，文化较为落后，而沿海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速度较快。

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息繁衍和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内涵深厚的民族精神，概括起来讲，其特质主要包括：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灿烂文明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磨难、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炎黄子孙奋发进取、刚健有为、薪火相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一种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这种精神在不同社会发展时期、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各族儿女不甘忍受耻辱，前赴后继，用血肉长城驱逐了侵略者，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战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内在特质，成为鞭策中华儿女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

在1952年秋季的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6万多敌人浴血激战43天，打退其900多次进攻，坚守住了阵地，毙伤俘敌2.5万余人，体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图为坚守在坑道里的战士夜间出击。

勤劳勇敢、崇尚奉献的质量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崇尚奉献的民族。相传在远古时代，神农氏就“教民农作”，《史记》中有“舜耕历山”的记载，传世文献中有大禹勤勉奉公、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还有“盘古开天地”的勇气,“女娲补天”的艰辛,“夸父追日”的坚毅,“精卫填海”的执着、“愚公移山”的精神，无一不是对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崇尚奉献的质量的真实写照。延续至当代，从大庆和大寨人的战天斗地到“两弹一星”与航天人的吃苦奉献，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惧艰难，艰苦奋斗，用辛勤的劳动和无私的奉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刻苦耐劳、勇于奉献的高尚境界。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孕育了“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上图为“东方红一号”；下图为人们争相眺望“东方红一号”通过北京上空。

崇德尚义的价值取向 崇尚道德、追求道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孝顺父母、尊师敬长、谦虚礼貌、诚实守信、严己宽人、见义勇为、勤劳节俭、见利思义、敬业尽责、清正廉洁等等，均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的传统美德，其核心价值理念体现为“仁、义、礼、智、信”五个要素。我们的祖先倡导“明德慎罚”“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立德树人”“以德服人”，表现在义利观上，中华民族向来尊崇道义，孔子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就是真实的写照。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不断阐发着“以义统利”“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穷不失义”的价值观，孕育出中华儿女崇德尚义的价值理念。

兼容并蓄的和合特质 中华民族具有兼容并蓄、讲求和合的精神特质，形成理性宽容、和谐共存的文化传统。“和”即和睦、和谐、祥和、“以和为贵”，所谓“海内和合、万世蒙福、天下幸甚”“德莫大于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气生财”“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合”即调合、联合、融合、“天人合一”。古人认为，人既要与自然和合，所谓“与天地相参”“与天地合其德”，讲究“天人之合”，倡导厚德载物，像大地一样兼容并蓄万物，以宽宏博大之胸怀对待万物；同时人也要与社会融合，人与人之间更要和睦相处，求同存异，先异后同。兼容并包、共存并处、注重和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性。

在此次抗疫斗争中，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顽强拼搏、日夜奋战，展现了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面貌，生动诠释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 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心，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的精神支柱。热爱祖国、报效祖国是历朝历代仁人志士的情怀，《左传·昭公元年》的“临患不忘国，忠也”、《礼记·儒行》的“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岳飞的“精忠报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都体现出深深的爱国情怀。在近代以来爆发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中，为了国家的统一，英烈们抵御外侮、前赴后继、喋血沙场；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儿女不畏艰辛发愤图强。爱国情怀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内在气质，成为鞭策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文：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