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7日至18日，短短几十个小时，集中浓缩了中美关系几年来的博弈与角力。6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夏威夷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晤。这是两人4月15日通电话讨论疫情以来的首次接触。此前两人最近一次见面是2019年8月在纽约会谈。

新冷战？

在夏威夷，双方围绕中美关系、台湾、香港、新疆等重要敏感问题举行了长达7个多小时的会谈。

杨洁篪表示，“中方致力于同美方一道努力，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同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就在这次会面时，“脱钩”之声在大洋彼岸甚嚣尘上。6月18日，特朗普再次威胁要切断与中国的关系，保留将“脱钩”作为政策选项。

而包括蓬佩奥在内的G7外长，则发布涉港联合声明，呼吁中国停止推动“香港国安法”。特朗普也宣布将下令取消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

台湾问题也仍然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敏感焦点。6月9日美国海军一架C-40运输机从日本冲绳起飞，穿航台湾岛。中国国防部严词批评美国侵犯中国领土，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台湾地区领导人5月20日就职时，蓬佩奥发表声明向蔡英文表示祝贺，并以“总统”称呼，引发中国政府强烈反对。同一天，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18枚MK-48 AT重型鱼雷。

与此同时，美军同时有3艘核动力航母在太平洋海域巡航，包括“尼米兹”号、“雷根”号、“罗斯福”号。这是近年来首次有如此大规模的“亮肌肉”。

疫情也成为中美对战的新战场。特朗普反复称新冠为“中国病毒”，蓬佩奥曾高调称，有大量证据证明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的实验室。

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多个领域摩擦加剧，使双边关系加剧恶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5月24日在两会记者会上，指责美国一些势力正将中美关系推向“新冷战”。奥巴马时期主管中国政策的白宫官员何瑞恩称，现在中美关系是“建交以来最严峻的时刻”。

脱钩？

《国会山报》引述经济学家的观点称，脱钩将相当于在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建立巨大的贸易壁垒，这可能会推高商品成本，减缓经济增长，并为经济冷战奠定基础。此举或将削弱两国对彼此的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可能导致两国在安全问题上出现更积极的对抗。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本就不断蔓延的逆全球化浪潮，构成了“双刃剑”。一方面，为了共克时艰，加强国际合作的需求客观上在增加。但另一方面，由于疫情带来的隔离、断裂，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冲击，加之在抗疫过程中的某些分歧、甩锅，一定程度上令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更加膨胀，“脱钩”论愈演愈烈。

5月15日，美国宣布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实施新限制措施，进一步打击其半导体芯片供应。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宣布新规，要求厂商将使用了美国技术或设计的芯片出口给华为时，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证，即使是在美国以外生产的厂商也不例外。

自贸易战打响以来，华为争端逐渐超出经贸范畴，涉及科技竞争、国家安全等因素，被看作中美关系的晴雨表。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指出，疫情所引致的次生冲击在陆续到来，贸易博弈、地缘政治冲突、新兴市场债务危机、民粹主义势力等风险均呈现反弹势头，将进一步削弱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性。

为了应对疫情造成的国际产业链断供，各国不得不被动上马国内生产线，客观上导致全球产业链的萎缩和贸易保护主义趋势的强化。同时，疫情使各国更加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本土化回潮进程。特别是最核心的科技研发、产品创新、原材料、核心零配件、关键中间投入品，尤其是医疗医药产业，很可能会搬迁回本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认为，在全球危机下，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观点，并做了一系列小动作，对此要保持定力。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只不过是一些政客、政治家的主观臆想。

当前全球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最优化配置资源形成的。疫情发生打破了这种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美国等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重建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对这些企业而言这一过程成本高昂。

产业链重建需要综合考虑配套产业集群资本、劳动力、市场等因素。靠近市场、就地生产的布局最节约成本，是供应链调整的根基。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且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的70%以上是销售在中国市场上的，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出口到欧美的。如果撤离中国，等于丢弃了70%的市场份额。

而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劳动力成本，还要考虑劳动力素质。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尽管比中国低，但工人基本素质也比中国差。经过近4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国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成本还有比较优势。

特朗普3年前就要求库克把苹果的生产基地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库克多次表态，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苹果从中国撤回到美国，苹果就死了，苹果的产业链也无法形成。因为，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一家制造业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

摩根士丹利公司最近的研究报告指出，贸易战下有一批企业的确有搬迁出中国的趋势，但是疫情下反而这种搬迁需求放慢了。

首先，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的阴霾无人愿意再投资。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以上才能恢复元气，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也往往具有薄弱环节，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其次，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而中国复工中所展现的管理能力，也验证了其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

重构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黄奇帆认为，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希望的那样与中国脱钩。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

最近20年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准分工结构，但是这种水准分工导致产业链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也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

面对这种脆弱性，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是让这些产业分工能够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这将提高抗风险能力。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一区域，但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的企业分享，所以还是国际化水准分工的。

黄奇帆指出，对于中国制造企业来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还真是不大。

需要看到，“脱钩”深层次反映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焦虑症。新一轮全球化呈现出新旧融合、动能转换的特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日益成为主引擎，令发达国家优势相对减弱，引发保守主义抬头。美国鹰派势力千方百计借贸易战、科技战打压中国，企图将中国纳入华盛顿的“政治正确”轨道上。而 “脱钩论”正是“逆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产物和表现，混合了“逆全球化”“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不同配方勾兑而成。

贾康认为，疫情造成很多供应链的暂停键按下、卡顿甚至是失联，逆全球化的表现似乎又升级了。中美贸易战使原来比较紧密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离，甚至推进到了“脱钩”威胁。脱钩意味着否定全球化。实际上美国人不是要退出全球化，而是要遏制中国，保持“老大”稳固的地位。中国在和美国争取“斗而不破”的同时，应积极地和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其他的经济体，发展关系，以多边合作对冲美国的打压。

总体而言，中美脱钩，与其说是既定战略，倒不如说是与中国讨价还价的战术，但其确实也是美国“遏华”战略的体现。

虽然断崖式的“硬脱钩”不太现实，但必须警惕“温水煮青蛙”的渐进式、选择性脱钩，比如先从科技入手，继而扩散到经贸、安全、全球治理等方面。中国应在重点领域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最根本的在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多元化规避风险。还要管控民粹主义干扰，夯实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民意基础。

文：马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