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说明。

草案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监督和问责。委员会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下设秘书处，秘书长由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任命；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由中央指派。香港警务处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部门，配备执法力量。中央政府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制定“香港国安法”，被认为是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的第一记重拳。自香港1997年回归之后至今，围绕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整整拖了23年，迟迟未能完成。如今，中央直接介入，果断出手，筑牢国安防线，改变香港长期“不设防”的境况。

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在中南海会见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听取了特区政府对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的意见。

这是“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首次对外公开官宣。

此前，涉及港澳事务的“中”字头小组，曾有过两个。一个是“中央港澳小组”。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港澳工作会议预备会议情况的报告》，其中决定：“为加强对港澳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纠正克服各自为政、自乱步调的现象，港澳工作全部归中央直接领导，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归口掌管港澳工作。中央港澳小组的办事机构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

另一个可追溯到2003年7月。当时，香港因“23条”立法触发50万人大游行。中央因应形势，成立“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 ，作为港澳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曾庆红、习近平、张德江、韩正相继担任协调小组组长。但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多数情况下在幕后工作，很少出现在官方的公开报道中。

时隔17年，面对港澳局势的变化，调整重组为“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从“协调”到“领导”，虽然仅仅是两字之差，内里却大有乾坤。在内地的政治话语体系中，“领导”比“协调”的权威更高、意涵更广、力度更大。从职能范围来看，协调小组较为简单，相对松散；而领导小组涵盖宏观决策、统筹指导、协调指挥、督导检查等各方面，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

中央过去只用“协调”名义，且不公开运作，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特区的尊重，不想予人以干涉“两制”的口实。如今面对香港“黑暴”不断、“港独”猖獗的乱象，中央构建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全面投入运作，彰显了中央对港行使全面管治权，合情合理合法。这对于震慑打击“港独”，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协调小组升格为领导小组，也显示港澳工作主导权进一步上收中央。除了应对当前香港乱局的考量，也契合国家治理长远方向，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一国两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组成部分之一。

目前，已经披露的小组副组长有两位，包括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在6月3日韩正会见林郑月娥时，赵克志、夏宝龙陪同亮相，显示了二人在港澳小组中的分工以及在国安立法工作中的重要角色。5月28日也就是全国两会闭幕当日，赵克志主持召开公安部会议，强调要“全力指导支持香港警队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坚决维护香港安全稳定”。夏宝龙作为港澳办主任，负责日常枢纽运作，担任港澳小组常务副组长。

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虽然目前国务院港澳办未加挂党务牌子，实际上重心由国务院转至中共中央，整合党务、政府、人大、政协各系统涉港力量。

今年2月，国务院任命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原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改任常务副主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均兼任港澳办副主任。

回顾历史，1978年9月13日，国务院发文批准港澳办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1993年，“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更名为“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办定位是国务院办事机构，其领导层一直是正部级单位中最为精简的部门之一。

经过今年的调整后，其领导层成员增至创纪录的9位，达到历史峰值，凸显中央对港澳办的重视。包括：主任夏宝龙，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副主任骆惠宁、傅自应、宋哲、黄柳权、邓中华，中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潘盛洲，党组成员向斌。其中包括1位副国级，3位正部级，4位副部级，1位中管正厅级。

更重要的是，这次调整呈现出许多有别于以往的新现象，反映了应对港澳发展形势的新思路。

首先，这是时隔10年之后，港澳办主任再度高配，重新由国家领导人兼任。40多年来，港澳办共有过7位主任，之前曾三度由国家领导人兼任。1978年，港澳办成立之初，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担任第一任主任。1983年，国务委员姬鹏飞兼任港澳办主任。此外，2003年至2010年期间，港澳办主任廖晖也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余的几位港澳办主任鲁平、王光亚、张晓明3位则是普通正部级干部，没有高配。夏宝龙如今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执掌港澳办，是港澳办主任历史上的第四度高配。这是对港澳办组织力量的重要加强。

夏宝龙还是历任港澳办主任中第一位拥有省级地方大员履历者。之前的6位港澳办主任，均出自港澳、外交、侨务等相关涉统战系统，主要工作经历都在中央国家部委。夏宝龙在担任政协副主席之前，一直长期在地方工作，从基层做起，历任天津市副市长、市委常委、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而现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同样是该岗位迎来的第一位拥有省级主官履历的负责人，曾先后担任青海、山西两省的省委书记。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省委书记是最重要的地方官，作为一省最高首脑，统筹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工作，必须拥有很强的综合调度、驾驭局面、化解矛盾、处理危机能力。中央打破常规惯例，从港澳系统之外，选调夏宝龙、骆惠宁两位前省委书记分别掌舵港澳办、香港中联办，正是要借重他们曾经主政一方的经验。而从今年以来香港工作一系列新气象、新变化来看，也体现出了两人的工作魄力。

香港、澳门两个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傅自应兼任港澳办副主任，这一架构安排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是对港澳工作机制的重塑再造。港澳办与两个中联办平级，是港澳系统3个正部级单位。如今港澳办新架构，由国家领导人兼任主任，两个中联办主任兼任副主任，明确了主辅关系。

港澳办作为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其枢纽机构的地位进一步彰显。两个中联办位于前方一线，是执行实操机构。在领导小组的统领下，通过港澳办领导层调整重组，将3个单位空前紧密凝聚在一起，加强前方与后方、决策与执行的联系，贯通工作链条，提高运作效率，更有效中央决策落实，避免各自为政。

这对于港澳工作有深刻影响。譬如，目前港澳办的八项职责中，第七项是：“对中央驻香港、澳门机构提出的有关事宜提供意见、建议和工作协助。”随着港澳工作新机制的构建，今后的工作方式将产生系列变革。

此外，在十八大的机构改革中，港澳系统已进行了相关改革。2016年，中纪委首次设置驻国务院港澳办纪检组，负责对港澳办及两个中联办进行监督，首次明确将两个中联办纳入纪检监督范围。这也有利于中央全盘掌控港澳工作。

文：马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