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真女士是一位有着传奇家庭背景和特殊经历的画家。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兴业路76号的李公馆，曾经是冯真外祖父、辛亥革命元老李书城和其胞弟李汉俊的住所；冯真父亲冯乃超曾任左联第一任中共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和中共中央的文委书记；冯真的丈夫李琦，是著名肖像画家；李琦的父亲李舜琴、母亲闫林民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冯真本人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留学苏联，画作多次获奖，离休后致力于弘扬民间美术。

采访冯真女士之前，笔者阅读过一些背景资料，颇感采访难度。追溯冯真和李琦两家家族史，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史的缩影。而李琦历年创作的人物肖像，铺陈开来又是一幅中国革命历史的栩栩画卷。他们令人敬仰的家庭背景，激情飞扬的奋斗人生和斐然可赞的艺术成就，几千字篇幅实在难以容纳。本文只好忍痛割爱，撷取一个侧面，集中反映李琦、冯真夫妇的人生轨迹和艺术成就。

得知冯真家地址，笔者有点小意外，这是京城早期经济适用房社区，属于大众居住水准。而李琦、冯真这一对著名画家伉俪，不仅同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而且又都是离休老革命，想象中他们应该住在更高档一些的社区。随着采访深入，笔者终于找到了答案，在钦佩两位画家斐然成就之余，愈加钦佩他们的情怀和甘于清贫的境界。

延安儿童

李琦（1928—2009）是一位创作主题独特的画家。他毕其一生，用画笔为众多对中华民族做过巨大贡献的人物造像，塑造了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以及鲁迅、雷锋、时传祥、孔繁森等系列人物。他的画作，被行家赞叹为笔简意深，形象鲜明生动，不仅记录了中国百余年伟大历史进程，也反映出时代精神风貌，是“时代的缩影、形象的丰碑”。李琦也因此被誉为“为中华民族脊梁写真的画家”。

不到9岁，李琦就随父母一起来到延安，是名副其实喝黄河水长大的延安红小鬼，所以，晚年时他为自己起笔名“延童”。由不谙世事的“延童”成长为著名画家，李琦的成就应该归功于革命大家庭的培养，这也注定他对中国革命、对领袖和英模人物有一份难以割舍的特殊情怀。以此来解释李琦为自己确定的创作主题，便找到了画家的创作根基与缘由。

动荡年代，因父母为党工作经常转移，李琦的童年很不安定，从北平到太原，又回老家山西平遥，再到河南商丘，学校教育很不连贯，时断时续唯读到小学三年级。1937年夏，李舜琴、闫林民接受北平地下党任务，带领一批青年以“北平学生假期西北参观团”名义奔赴延安，李琦随同父母前往。

抵达延安当晚，欢迎晚会散场时，一位和蔼的伯伯抚摸着李琦的头问：“几岁了？上几年级了？”后来李琦知道，这位伯伯就是敬爱的毛主席。在延安那几年，李琦曾多次见过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革命领袖，这也使得他在日后创作领袖画像时，有一种独特的感受。

到延安后，李琦成为了附属于抗战剧团的儿童剧团小演员。那时，全民族抗战刚刚开始，剧团主要任务就是宣传抗日，增强民众的抗战信心。剧团里有具备各种艺术专长的老师，演出之余，从小就喜欢临摹香烟盒上历史人物的李琦，常常跟着画家老师一起刷标语，印、贴木刻，在美术方面得到最初启蒙。剧团的教育科为了提高小演员们的文化水准，制作了许多识字字条，行军时贴在大家背包上，以边走边学的方式，抓紧点滴时间教娃娃们学文化。

李琦总想练习画画，行军休息时，常拣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同志们休息的姿态。领导有时也会让年纪小且又多病的李琦，坐在驮道具的毛驴背上行军，毛驴走路又慢又稳，李琦就利用这个机会画速写。先正着骑，画前面的人或景；再倒着骑，画后面的人和景；最后侧着骑，画两边的景色。他的速写功底，就是这样在驴背上练就的。

1939年春，剧团结束了在国统区的宣传，返回延安休整。利用这段难得的安定时间，剧团请来了萧三、冼星海、郑律成、崔嵬、辛莽等鲁艺教员讲授文学、音乐、戏剧表演、美术等课程。李琦还参加了剧团的业余美术组，经常跟在鲁艺师生后面看他们写生，或跑到鲁艺去看画展和壁报上的漫画，并临摹鲁艺礼堂里悬挂的领袖画像。

当时延安很缺乏文具，教育科长见状，每月发给美术组成员一人两张又黑又厚的马兰纸。李琦就将一张纸裁成八块，先用铅笔画，再用自制的柳枝炭条画，最后用墨画，正面画完画反面，一小块纸要反复利用好几遍。1941年4月，延安儿童画展开幕，李琦所画的一套反映剧团团史的组画被选送参展。

1943年，抗战剧团并入西北文艺工作团，美术组有了正式编制，组长是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画家石鲁，他和王朝闻等老师用泥土自制“石膏教具”，让大家练习素描基本功。那时，为了宣传劳动模范、自卫军英雄，美术组成员就为他们画像，并张贴出来鼓舞群众。过年过节时，当地政府会找些白布和颜料，请美术组同志画领袖像，悬挂在舞台上方烘托节日气氛。在这些活动中，李琦的画技得到锻炼。

1946年，李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离开延安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当时，李琦正患肺结核，他先在病号队疗养了一年，尚未痊愈，便执意要到华北联合大学学习绘画。在这里，李琦与一位美丽优秀的上海女生相遇。

上海女生

这位女生就是冯真。

若追溯冯真父亲冯乃超和母亲李声韵两个家族的历史，那是更加早期的中国革命史。冯乃超祖籍广东南海，出生于日本横滨，是日本著名侨领、兴中会横滨分会骨干冯镜如、冯紫珊的后裔。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冯乃超毅然弃学归国投身革命。在上海，他被留日同学李声华的妹妹李声韵追求，并结为终生伴侣。

李声韵的父亲李书城，湖北潜江人，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早年赴日本留学，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武昌首义期间，他曾任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以后又参加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历次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他的弟弟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起人。

冯真出生于上海。那时，父亲从事革命工作，一家人租住在位于煤球铺楼上的亭子间里，潮湿阴冷，母亲因此患上肺结核，被送到北平疗养。担心传染孩子，家人就把冯真送到朋友家寄养。冯真说自己是那个年代的“留守儿童”，基本上没有和父母一起生活过，是在亲戚和父母朋友家里稀里糊涂长大的。

不久，上海地下党组织因叛徒出卖遭重创，周恩来通过潘汉年让冯乃超赶快离沪投亲靠友。冯乃超转移到武汉，在时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的岳父李书城手下当科长，并潜伏下来，以中共中央特科成员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冯真也被接到外公家。爸爸工作忙，顾不上冯真，只有外公的勤务员、门房轮着哄她玩。来武汉的小姑姑见状，将冯真带回了广东老家。

冯真在老家村子的大祠堂里上小学，刚读完一年级不久，日本军队就打到了广东。一家人不得不乘船沿西江逃到澳门，投靠亲友。1938年冬，冯真又随祖母来到上海，住在二叔叔家。在上海，她幸运地接受了正规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她先是在“广公二小”读小学，这所学校很注重美育，经常组织音乐、绘画比赛，冯真屡屡获奖，显示了她的艺术天赋。冯真那时刚学会写信，父母就不时写来长信，鼓励她好好学习、好好认识生活。1942年秋，冯真考入上海崇德女子中学，当时在重庆中共南方局从事抗战文化统战工作的父亲来信，让她将名字“冯小韵”改为“冯真”，希望她尊重追求真理，真实真诚做人。

1946年春末，冯真父母终于回到上海。久别重逢，冯真舍不得离开父母半步。父亲告诉她，年轻人要学会自找苦吃，这不仅是坚韧意志的锻炼，也是应对将来艰苦斗争的一种演习，要相信正义的事业最终必定胜利。这一席话对冯真有极大启发，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逐渐形成。

冯真告诉笔者：“我之前对前途很迷茫，看到上海许多女学生的理想就是嫁个阔佬生儿育女，过衣食无忧的生活，很不甘心，觉得那样的人生毫无意义。当时有一首《天伦之歌》唱到‘服务牺牲’，我很受感动，我就是想为更多的人服务，哪怕牺牲也不怕，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那时，在父亲的影响和学校高中大姐姐们（后来冯真才知道，她们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引导下，冯真积极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各种斗争。

当时冯家住在位于四川北路恒丰里的群益出版社（党的秘密机关）。一天，董必武夫人和沈雁冰夫人相继深夜敲门来问冯真“你爸爸回来没有？”父亲后半夜才回家，听闻冯真复述，马上取出一迭文件烧掉，并告诉女儿，中国的黑暗时代一定会过去，但这需要有许多人肯于牺牲才能实现，现在自己随时都有坐监狱和被杀头的可能，要做好准备。他还告诉女儿，要送她去解放区。

冯真那时很希望能留下和父母在一起，帮他们做些革命工作。但父亲不同意，说她还太年轻，又没有斗争经验，帮不了什么忙，坚持让她去解放区。冯真回忆说，“在我去解放区之前，外婆从武汉到上海来，说解放区太艰苦，让我回武汉他们家住，说我喜欢艺术，可以在花园洋房里弹钢琴、画画。父亲不好直接拒绝岳母的好意，就说让孩子自己选择吧。”冯真说自己以前曾偷看过《西行漫记》，很向往那种虽然艰苦但却充满阳光的生活，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解放区。

分别时，父亲将写好的介绍信缝在冯真袜带里，嘱咐说，到了那边后，可能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会得到特殊照顾，但你必须牢记自己就是普通一兵，要虚心向工农大众学习，努力适应艰苦生活环境，刻苦学习，锻炼自己。

父亲安排好一切后，奉上级指示撤到香港。15岁的冯真，从此开启了独自闯天涯的人生。她先乘太古洋行的货船（就睡在甲板上）在茫茫大海里航行了一个星期抵达天津，又坐火车来到北平，找到父亲告知的联络地点，与地下党取得联系，随后被安排到华北联合大学上学，此时已是1946年秋。

联大岁月

华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是由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陕西省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于1939年在晋察冀边区成立的，设政治、文艺、外语、教育等学院。

冯真到了联大，被安排在政治学院三班学习。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历史学家何干之老师讲授的《社会科学概论》。她由此树立了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而奋斗的理想和决心，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并于1949年7月获得批准入党。

战争年代，行军转移是家常便饭，虽然很辛苦，但冯真却很喜欢这样充实的生活。联大评行军英雄，政治三班上百人只评上三位，冯真就是其中之一。大家说，冯真年纪小、个子小，又是女同志，不仅自己背行李，还紧跟队伍不掉队，而且一路唱歌鼓舞大家斗志，是当之无愧的“行军英雄”。

1947年4月，政治班结业。通过简单考试，冯真成为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学生。美术系新班里有约三四十位同学，只有五位女生。开课不久，班里又来了一位叫李琦的男同学。美好的爱情故事就从这里拉开帷幕。

想象中，两位艺术青年的爱情一定很浪漫，但冯真却告诉笔者：“哪有那么浪漫，当时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关系，而且我年龄也小，从未考虑过个人问题，一心只想好好学画。李琦来了以后，向我们展示他画的大量农民速写像，非常生动熟练。他还写了不少札记和读书笔记，我就觉得他很好学，有才华。当时因为李琦的结核病还处于活跃期，需要隔离，组织上就安排他单独住在一位老大娘家里。我因为侍候过得肺病的母亲却没被传染，就不太害怕，而且住所离他比较近，出于革命同志的情谊，每天我都从大伙房打开水给他送去，并向他学习画速写。李琦很善于土法上马布置学习环境，他用枣树的刺代替图钉把画作钉在土墙上展示，进行教学观摩，还用土坯砖砌成书桌、书架。他平时好像沉默寡言，但只要不发烧，就同大家一起托排球，高兴得像个孩子。行军时，我常常在队首放开嗓子唱革命歌曲；李琦个子最高排在队尾，也放开喉咙唱，我们俩一头一尾地呼应，一下子就提高了队伍的情绪，使同学们忘记了疲劳。当时，我们俩就有这么一点点接触，纯粹是革命同志间的友谊。”

1948年5月，一路行军到达河北正定后，美术系同学从零星上课变为相对集中连贯和正规的美术专业课学习。为了鼓励同学们搞创作，美术系成立了几个学习互助组，冯真和李琦被分配在同一组。冯真说：“不久后，李琦给我写了张纸条，约我出去谈话，说以后我们可以成个家，一块儿画画、唱歌。可能是因为李琦生病憔悴，我原以为他30多岁了，就对他说，你怎么不找同你年龄相当的人呢？他让我猜他多大，我这时才知道他只有21岁。不过，他速写画得好，并说以后两人可以一起画画，这两点确实打动了我。但由于他正患病，我年纪还小，组织上就劝我们先不要谈恋爱，此事就放下了。”

这年夏天，冯真创作了自己第一幅木版浮水印年画作品《娃娃戏——活捉蒋介石》。这幅画很受老乡们欢迎，一年印了三千多万张。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上，还受到力群、徐悲鸿等多位专家的赞赏，并收入《中国美术史》，成为冯真的成名之作。1948年8月，华北联大与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11月下旬，学习还未结束，美术系同学就接到新任务，李琦和冯真分赴天津和北京郊区，配合城市解放开展宣传工作，他们暂时分开了。

斐然成就

70年前，李琦和冯真见证了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时刻。笔者想象中一定会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但冯真却谦虚地说：“我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管会美术工作队的普通一兵，没做什么特别工作。当时美术系有的同学已南下，我们则留在北方做宣传工作。北平入城仪式前，我们已先期进城。有一天，领导让我一个人到东安市场绸布店为举办入城仪式买红布。我当时只有18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军装，佩戴着‘军管会’的胸牌和袖章，自我感觉很普通。没想到一进店，几个穿长袍戴瓜皮帽的店家就毕恭毕敬上前接待，还请我上座喝茶，让我很不自在。买好红布后，他们还派车将红布送到我们驻地——南池子草垛胡同。我挺奇怪这些人为什么对我那么礼让，同志们告诉我，是军管会胸牌起的作用，北平市民很尊重解放军。”

李琦参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管会美术工作队。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李琦随同工作队进城，为召开群众大会做宣传工作。他单独或合作创作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工人、工程师团结起来建设新天津》等高品质的漫画和宣传画。以后，李琦和李焕民又作为军代表被派往“中纺机械二厂”做接管工作。当时该厂已处于停工状态，工人们纷纷回家，只有几个纠察队员迎接接管人员。李琦他们就贴出告示，通知所有职工回厂上班，并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该厂被天津军管会接管。

李琦的组织能力在接管工作中得到充分发挥，他让职工们放下包袱，通过学习，树立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思想，还组织了合唱团，教工人们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国际歌》等歌曲，号召大家找回工厂在混乱中丢失的设备，并检修机械，为恢复生产做准备。平时一有空，李琦就去工人家拜访，与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工人们的情绪日渐高涨。李琦和李焕民在“中纺机械二厂”工作了四个月，培养了一批骨干队伍，基本弄清了该厂人员、财务、设备情况，并把这些资料移交给新来的干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9年4月，李琦来到北平，担任华北大学第三部美术科助理员并任教员，同年秋，他与艾青背着背包来到北平国立艺专，代表华北大学美术系与徐悲鸿等人磋商共建中央美术学院（以下简称中央美院）事宜。1950年春，中央美院成立，年轻的李琦担任绘画系创作课教员和研究部秘书，并兼任院党总支宣委。他不仅是中央美院创建者之一，也是新中国美术事业的重要开拓者。

在中央美院成立前夕，原在军管会美术供应社工作的冯真穿着军装，也来到北平艺专，参与了中央美院的成立，并先后在美术干部训练班、研究班进修。

1950年，李琦在华北大学就开始创作的年画《农民与拖拉机》荣获中央政府文化部颁发的全国首届年画评奖甲等奖第一名；冯真画的《我们的老英雄回来了》获得乙等奖第三名。1951年，李琦计划创作毛主席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见的年画，但因旧病复发无法继续画下去，冯真便中断自己手中的画，帮助李琦创作完成年画《伟大的会见》，并荣获全国年画二等奖。次年，两人再一次合作创作了毛主席会见各族人民代表的《民族大团结》，荣获全国年画三等奖。

1952年国庆日，中央美院宿舍小院里举行了一场简朴热闹的集体婚礼，李琦和冯真是五对年轻人中的一对，院党总支书记江丰担任主婚人，李琦的母亲闫林民代表家长讲话。

1953年，中央美院实行分科制，李琦又面临专业方向的选择。冯真告诉笔者，“李琦在延安受到过许多擅长版画的前辈指导，自己也曾将铁丝砸扁当木刻刀刻版画，还在窑洞中举办过小型个人木刻画展。所以，我劝他选版画作为专业方向。他以前从未画过国画，但最后却仍然选择去彩墨画系（后改称中国画系）。他说，用中国画法画肖像，有探索的余地，自己就是要画肖像画，继承中国画传统，还想突破一下。”李琦虚心向李可染、蒋兆和等老先生学习中国画传统画法。有一次，他同冯真一起去蒋兆和先生家讨教，请他由始至终演示画一幅肖像，并把蒋先生家里练笔的纸片捡回家细细琢磨。此外，他还向音乐、舞蹈、戏剧等其他门类艺术大师学习。李琦曾总结说，自己在艺术探索道路上的重要经验，就是不耻下问、广为吸收和博采众长。

李琦一直有个愿望，为毛主席画像。1953年，他与冯真合画了白描《井冈山会师》，这幅作品曾得到徐悲鸿先生鼓励，希望他们用水墨画法将其画成大画。以后，李琦又画过两幅毛主席号召建设祖国的宣传画。1958年，毛主席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李琦正好在现场，亲眼目睹了领袖风采和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很快完成了一幅工人师傅为毛主席递毛巾的画，此画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奖。但李琦觉得画作并没有充分表现出毛主席的气概。一天，他在参加义务劳动时脑中忽然闪现出一位平易近人、身穿便装、风尘仆仆的伟人形象，回到家中，马上用木炭条勾画出初稿，并在墙上展开八尺宣纸，反复尝试用水墨来表现，终于创作出《主席走遍全国》。这幅画一问世，便受到广大群众喜爱，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美术作品之一”，入藏中国美术馆。

李琦认为，中国需要领袖和英雄，而作为画家，自己有责任用画笔表现对人民事业有贡献的人物形象。这种炽热情怀和使命感，是他长期在革命队伍里培养起来的。他书写了“闻鸡起舞”“自强不息”“天道酬勤”等条幅来激励自己，每日坚持作画、练字，一刻也不耽误。上世纪70年代末，李琦又开始探索简笔写意肖像画法，并反复琢磨实践，采用默写法、简笔术和书法入画等方式，形成了简率大气、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具有中国气派的水墨肖像画风格，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

1956年，冯真被派往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六年后毕业回到中央美院油画系任教，并创作了《白求恩》《柯棣华》《大庆人》等作品。冯真告诉笔者：“那时，我在艺术追求上挺迷茫，在苏联学了半天，觉得他们的东西挺好，可是作为中国人，这样的画法，我总觉得好像丢了魂，这个魂就是祖国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没有魂，就没有我们自己的特点，而要把我们民族活生生的文化打捞出来，就要走出校门到民间去。我觉得民间艺术特别刚劲，看了以后我就非常感动。”

1980年，冯真参加了创建中央美院年画连环画系（后改为民间美术系）并任教授。她曾一个人背着包，沿黄河一带走了好多地方。看到那些民间美术品，冯真就很兴奋，把它们收集起来带回来交给民间美术系作为教材，希望让民间美术流传下来，不要消失。她也想通过这种办法，找回自己创作的魂和自己教学上的发言权。离休后，冯真曾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年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会长、中国民间美术研究会会长等，更是忙于为民间艺人“吹喇叭、抬轿子”，生怕民间艺术在中国断了根。

甘于清贫

上世纪50—80年代，李家住在中央美院的小平房宿舍里，“沙发”是废旧汽车垫蒙上块粗布做成的；两个凳子上放块画板，再盖上桌布就成了“茶几”兼“饭桌”；床也是用箱子等搭建而成的。到了80年代，很多家都有了电视，李家却没有，看新闻联播还要到邻居家。后来买了现在住的这所房子，几十万元的房款，还是东挪西借的，像点样的家具也是很多年后才换的。

笔者在网上搜到一张1964年李琦的工资单，月薪125元，可算是当年不低的收入。李琦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冯真1946年投身革命，又曾留学苏联，而且他们只有一个女儿，经济上应该很宽裕，但他们家的简朴，在中央美院却并不多见，钱都用在哪里了？

李琦和冯真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早就把自己看成是公家的人，他们志同道合，一直是看淡金钱，看重艺术。李琦常说，毛主席讲过，共产党员的生活水准不能高于中农。“文革”前李琦曾把工资的大半交党费。“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补发了几年欠发的工资，他全部交了党费。后来美院又补偿了8000元抄家损失费，这在当年可谓天文数字，而那时家里既没有积蓄，也没有象样家具和电视、冰箱等电器，但两人没有把这笔钱用在改善自家的生活上，而是全部送给了子女多的老战友。

冯真每次采风回来，总是大包小包买回一堆民间工艺品，挑选后，好的作品都送到系里做教学资料。那时，冯真常接待采风时结识的民间艺人，有时请他们住自己家里，买菜做饭，有时还给他们买药治病。在大渔岛采风时，冯真遇到一位患肺癌的渔民，回京后连续给他买药邮寄。她还经常不报销差旅费，觉得无所谓。她对笔者说，“我就不知道一个人要攒那么多钱干什么？”

用自己的画作换钱，李琦和冯真更是从未想过。他们早年的画作，底稿也不留，就直接给了出版社。李琦创作一幅肖像画，需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精力和体力消耗都很大，往往需要耗时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完成一幅作品后常会大病一场，但这样艰辛完成的画作，很多都赠给了美术馆、博物馆和有关单位。冯真更是大方，画作完成后，谁喜欢就送谁，很多精品就这样送人了，后来有美术馆打算展出她的画作，家人翻箱倒柜也找不到几件作品。

李琦画笔下的人物肖像，多是革命领袖和英模人物，所以他坚持不卖肖像画，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人要出百万元购买他画的一幅领袖像，被他以“这些画属于祖国”为由拒绝。曾有香港巨贾、国企老总许诺重金请李琦为自己画肖像，也被他回绝。可是，若是李琦自认为应该表现的题材，他却会不计成本去完成。有关部门请李琦为孔繁森画像，为了找到孔繁森身在高原忘我工作的感觉，他不顾年事已高，和冯真一道深入藏区体验生活，却因高原反应病倒在那里。画作完成后有关部门要给他20万元“润笔费”，他却说：“孔繁森去世时兜里仅有几毛钱，给他画像，我不能接受任何酬劳。”最后给他的3000元“润笔费”，李琦全部转给西藏一所贫困小学。

2009年夏，李琦病重。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却仍然很达观，对冯真说：“人迟早要去世，不然地球被塞满了，娃娃们就没地方生活了。我不希望将来为我办后事而耽误大家的宝贵时间，不希望老战友们为我送别而影响他们的健康，也不愿身后还要占一块地方，我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入黄河和延河。”

2009年8月26日，李琦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家人发现，他的银行账户里只有一万多元存款。

2019年4月，冯真携女儿、外孙到延安参加《黄河大合唱》诞生8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冯真向延安鲁艺文化园区捐赠了李琦的书法作品“延河长流”和其他文物。2019年正值李琦去世十周年。此行，冯真还要和女儿和外孙一起，完成李琦的一个夙愿。

在奔腾汹涌的壶口瀑布旁，伴随着《黄河大合唱》的乐曲，家人将李琦的部分骨灰轻轻地撒进湍急的黄河激流中。在宝塔山下的延河边，李琦的另部分骨灰，又融进曾相伴他九载青春岁月的延河水。李琦的遗愿终于实现了，就这样，他回归到养育、哺育他成长的黄河和延河的怀抱，完全彻底地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

作者：刘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