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重大的突发性外部冲击，发生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时期，必然给经济全球化带来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影响的重要程度可类比公元前和公元后的划分，即可以划分为新冠疫情之前和新冠疫情之后，此次疫情也许将是一个“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4月3日，97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新冠肺炎将永久地改变世界秩序。”

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带来的物理隔离、人员管控和较为普遍的国际旅行限制，使得国际人员往来被迫中断，大量依赖线下接触的经济活动不得不按下暂停键。与此同时，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运转和需求形成了多重打击。第一波冲击中断了来自中国的供给，部分企业和市场停工停产，一些重要的产业链面临断裂风险，同时需求端急剧萎缩；第二波冲击来自欧美需求的减少，疫情的扩散使欧美经济活动减缓，全球供应链也出现了临时性中断，全球贸易需求的收缩反过来使全球和中国的外部订单减少，又对全球和中国的出口产业形成二次压力；第三波冲击来自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动荡已开始向实体经济传导。疫情蔓延既增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人们开始担忧，疫情过后是否会发生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价值链的重构、整合或再平衡，例如，从中国外迁出去，抑或由全球化转向地区化。

随着全球经济衰退逐渐变为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在政策上更加内视和封闭，以民粹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恐将进一步高涨，各种双边与多边经贸冲突可能再度升级。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以美国为首的全球金融市场受疫情蔓延、原油暴跌、市场自身脆弱性及投资者预期悲观等多重因素影响，出现历史罕见的暴跌。

疫情的冲击还不可避免地带来全球经济治理共识的减弱。面对疫情冲击，很多国家采取了各扫门前雪的态度，相互封锁边境，暂停航线，甚至对防护物资进行争夺。国际合作和政策协调变得非常奢侈，大家选择彼此封闭和指责，而不是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上述这些变化都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运行带来巨大的负反馈，形成恶性循环。

百年一遇的巨大疫情，使人们对全球供应链的前景再次产生同样巨大的分歧。悲观者的典型论调是：“新冠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冠状病毒危机至少会在几年内，导致大多数政府转向内部，专注于本国境内发生的事情。”“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我们将迎来“一个开放、繁荣与自由皆倒退的世界”。

那么，我们应该对全球供应链的未来悲观吗？中国供应链的优势还存在吗？

笔者认为，虽然短期全球供应链受到沉重打击，先是中国本土，继而全球，下一步如何演变还需继续观察。但如果拉长时间跨度，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机制并不十分明晰。一个可能几个月或者一年左右就能过去的疫情，能改变战后七十多年逐步形成的全球供应链的基本格局吗？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础的经济规律会发生改变吗？多数主要经济体会愿意抛开使自己受益多年的国际经贸合作体系而另起炉灶吗？我们能对正蓬勃而兴、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和扩散所展现的光明美好前景视而不见吗？

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智和独立思考的个体或者经济体，都不会轻易给出肯定的答案。面对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以及技术进步等驱动因素已经和即将为创新引领者所带来的更高利润、更大市场份额，谁也无法无动于衷。

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及未来而言，我赞成这样的观点：“疫情很难改变当前全球供应链的基本格局，中国仍将保持全球主要生产中心的地位。”为什么如此乐观？其他国家与中国“脱钩”是否可行？中国最为雄厚的竞争力和长期优势在哪里？以下四点认识是笔者保持乐观的主要理由。

第一，极具竞争优势的综合生产成本。除资源禀赋外，中国的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都在推动综合成本下降，供应链要想大规模、长时间从中国向外迁移缺乏足够动力。

第二，绝无仅有的完备供应体系、发达的基础设施、与国际接轨并逐步改善的营商环境。在一国内部即可便利完成研发、设计、生产、营销等商业化的全部流程，这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多见，少数产业的供应链外迁可能会发生，整体供应链调整则耗时长、难度大、成本高，也并无合适的承接之地。

第三，超大体量的国内市场，巨大的消费升级潜力。近些年，中国市场依然对全球性企业有着巨大吸引力，跨国公司“本地生产、本地销售”的模式不断得以强化，因此，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大挑战也许不是“逆全球化”，而是“经济地区化”，反映在国际贸易领域就是围绕核心国家展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加盛行，全球产业链空间布局的调整也将适应这一明显趋势。

第四，日益引人注目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中国的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但“工程师红利”才刚刚开始释放。即使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的中高端高技术劳动人口依然增长较快，平均每年700—800万大学毕业生的规模足以傲视全球，研发能力正日益提升。2019年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连续第四年保持上升势头，排在第14位，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唯一进入前30名的国家。
总之，未来中国将是一个由技术创新和消费升级两大引擎共同驱动的超大经济体，也将是一个愿意承担全球化责任、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的负责任超大经济体，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更将是一个升级版的全球化的忠实守护者。

展望未来，作为一个谨慎乐观的全球化支持者，我愿意相信，“这还不是互联世界的终结。疫情本身就是我们相互依存的证明”“一个智能化、数字化的世界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新的、数字化的全球化势不可挡”“只要我们还相信市场，相信合作，相信企业追求的是效率，就应该对现有全球供应链格局的韧性充满信心”。

因此，中国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积极推动并广泛参与全球化，利用全球化的机遇，继续发挥“后发优势”，打造中国供应链的竞争新优势。

为此，对内要做好以下四件事：一是继续推进国内产业升级，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在尽量留住国际采购订单和减缓部分外资企业外迁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减少对外部市场、外资企业和全球产业链的依赖；二是从国家战略高度建立供应链安全体系，建立关键产业的供应链安全评估制度，完善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夯实对全球产业链和高水平外资的吸引力，打造供应链竞争优势；三是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资企业，抓紧出台税收、信贷、外汇等方面的临时性政策支持，尽量避免全球产业链向外转移，避免与世界经济“脱钩”风险；四是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当前特别需要警惕和规避全球金融动荡对国内经济金融市场的“倒灌”效应，重视防范和化解重大输入型风险，做好股市、债市、汇市等金融市场在外部冲击下的异常波动和共振的应急预案。

对外，以共同战疫和经贸合作为抓手，积极寻求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继续坚持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有序发展，打破制约贸易投资的各种壁垒，积极“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重新为全球化赋予新的生命与活力，开创有益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新格局。尽量利用G20等国际多边对话机制，积极主动参与和推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沟通，建立健全主要经济体联手应对危机、加强政策协调商讨的机制，努力缓解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带来的冲击。

(作者：王军 系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