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些变化将会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首先，全球贸易增长不断放慢，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回升。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三次下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年初时，IMF预测世界经济会达到3.5；6月时，它把预测降到了3.2%；10月时再次把增长预期降到了3%。按照IMF的解释，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对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起了非常大的负面作用。贸易战制造出太多的不确定性，影响到市场上的预期与投资者的信心。表面上看，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的初衷是想让美国的制造业产业回归本土，结果却是美国工业企业对本土的投资下降了近40%。贸易战打破了全球产业链的布局，让许多企业都放慢了投资的步伐。欧洲企业也因此而不敢扩大对华投资。可以想象，东亚其他国家的跨境投资都会因此而放慢。

其次，传统的工业化国家刺激经济的手段都已经用尽。发达国家集团内，除了美国2019年有2%以上的增长外，日本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乏力。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德国从第二季度起增长率也下降到1%以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它们刺激经济回升的手段却基本用尽。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欧洲与日本已经在实行名义的负利率，美联储也三次下调利率，现在只有1.5—1.75%。尽管特朗普总统几次要求美联储也实行负利率，但美联储并未采取这种措施。财政政策也基本没有回旋余地了，因为发达国家的债务从危机后都陷入极度困难。尽管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对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展期有一定帮助，但制造出来的麻烦可能会更多。从欧洲和日本实施负利率的情况来看，负利率对刺激投资和消费并没有产生太大作用。相反，负利率会让那些国库券的大户养老基金等社会福利基金陷入困境，因为它们本是国债市场上的大买家，而央行的负利率造成国债的利息奇低，它们也没有什么投资收益了。本来，金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投资机构，有的机构需要投资收益不太高但很稳定的长期债券。但随着负利率成为常态，各种金融机构都不得不去冒更大的风险，金融乱象未来可能会更多而不是减少。

第三，短期内看不到真正的颠覆性技术出现，因此不会出现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第一个十年由“互联网”带动的各种技术的喷发及快速的经济增长。虽然各国都在强调技术创新，但却没有颠覆性的技术出现。舆论常在谈论的“人工智能”、5G通信技术，都还在实验阶段。要把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部门，还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找到具体的应用场景，等等。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互联网技术从出现到大规模应用，大概也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其间还有电子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计算机产业的大发展及通信领域技术的不断突破。没有新技术大量用于生产，也就没有产生巨大的规模效益，既没有带动大量投资，也没有大大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及另外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仍然会快于发达经济体，而且它们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因素。比如，中国仍有很大的城镇化发展余地，制造业升级还会带来不少的红利，等等。另外，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与发展也会增加它们的收益，让中国GNP的增长更快一些。

最后，世界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分化。不仅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位置在互换，新兴经济体内也在分化。总的来说，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在不断扩大，而发达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在下降。但是，新兴经济体也在分化，过去发展得很快的新兴经济体也遇到了新问题。国际市场上资源价格的下跌已经造成南非、巴西、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受阻；发达国家的金融货币政策变化也造成了另一些国家的金融困难，如土耳其。相对比较，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新兴经济体中算是最好的，尽管我们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也很大。最近，麦肯锡公司全球研究院的报告表明，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在扩大；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在减少。这表明，中国经济的韧性十足，未来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还很强。但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经济越一枝独秀，中国遇到的国际贸易摩擦会越大。这些贸易摩擦现在主要集中在中美之间，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其实也箭在弦上，未来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摩擦也可能上升。如何理性地应对这些摩擦，这似乎成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一定要遇到的一道坎。

 
作者：丁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