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后的世界经济注定不会平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经济机构都在下调经济增长的预期；一些大型跨国咨询公司给出的数据似乎更加悲观，连前些年带动经济增长最强劲的新兴经济体都不被看好，也许会受到世界经济下行的进一步牵连。市场上的投资人也对未来市场的表现持怀疑态度，纽约股市上的长短期国债利率严重倒挂就是证明。大家都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不太乐观，短期还抱着侥幸的心理想再最后一搏。社会学家墨菲曾发明了一个定律：如果大家都担心某件（坏）事要发生，那么它最终一定会发生。如果把这个墨菲定律用到世界经济上来，那么世界经济的前景真的不妙。

事情还不只如此。放眼我们熟悉的那些成熟经济体，似乎都掉进了某种“陷阱”。过去，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分析货币政策时，曾发明了“流动性陷阱”一说。他认为，利率降为零时，货币政策自动失效，流动性陷阱出现，无论如何都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了。当代的货币政策制定者自认为比凯恩斯更聪明，他们决定迈过“流动性陷阱”，干脆使用名义负利率。也就是说，商业银行若要把多余的钱放到中央银行账户上来，不但不能拿到利息，反而要向中央银行“缴费”，要上交一些利息。这样，商业银行似乎便没有兴趣留着多余的钱了，向社会“撒钱”就是了。然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瑞士央行都已经使用了好几年负利率了，却仍然没有引发通货膨胀。低通胀、低经理人采购指数，这些数据让生产者没兴趣投资，而没有新增投资，经济增长仍不见起色。释放出来的巨大流动性似乎都流向了一个地方：股市。除了能制造新的资产泡沫，这种已经成为“新常态”的负利率还能干什么呢？祸不单行。除了货币政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外，那些成熟经济体的财政政策也已捉襟见肘。日本当然已经到了极致，政府债务高达GDP的250%以上，还看不到未来的顶在哪里。美国联邦债务已经超过GDP，欧元区的整体债务也在向这一水准挺进，而欧元区几个成员的债务早就超了GDP总量，且前些年还被债务危机折腾过一回。这么重的债务，把这些经济体的政府压得喘不过来气，当然没有能力再增加预算赤字去刺激经济。而且，未来一段时间里，实行负利率成了这些经济体争取获得更多喘息之机的唯一手段。否则，利率一升，仅债务利息一项就会让这些经济体不堪重负。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局的预测，未来美联储每提升利率一个百分点，美国政府就将多开支近2000亿美元的债务利息。到2028年，美国政府将支付的利息可能高达8000至1万亿美元，已超过军费，成为政府最大的开支。为此，美国的GDP增速必须达到7%，才能覆蓋新增的债务利息。这听起来有点像痴人说梦。

当然，世界经济缺乏动力也与美国单边发起的贸易战有关。贸易战打乱了全球供应链体系，使工业生产者无所适从，不敢轻易投资。但市场却无法决定贸易战的日程，因为贸易战的动机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是地缘政治上的。而且，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可能只是全面对抗的开始，而技术战才是未来的重点。

中国经济2020年的下行压力依然很大，世界经济环境恶化与贸易战持续发展对中国经济都有负面影响。但我们也不能低估自己的政策造成的某些后果。如果我们要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经济中颠簸前行，就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做法，看看我们的某些政策是否走了形式主义。在处理环境保护与增长的矛盾时，我们是否犯了简单、粗暴“一刀切”的错误，以致大面积养猪户的猪圈被拆，猪肉价格暴涨又引起CPI迅速上扬？我们是否犯了不问青红皂白地清理表外资产，“一刀切”地强迫所有企业都去金融杠杆，造成流动性迅速萎缩，市场再度陷入“钱荒”？某些政府专业部门是否犯了形式主义错误，把政治学习和表态当作目的，而忽视了认真实干、提高执政效率才是最大的政治？中国的技术发展路线过去基于全球产业链为主，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中下游部分创新。但如果未来中美对抗主要集中在技术领域，中国的技术研发必须转向以根本技术为主的发展模式。中国的科技研发人员准备好了吗？政府官员准备好了吗？无论与全球的成熟经济体相比，还是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前一阵子，中国财政部在巴黎发行了40亿欧元的国债，7年期的利息只有0.197%，20年期的也只有1.078%。用这些钱来刺激中国许多方面的投资，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还借此挺了欧元一把，向市场表明了中国支持欧元的立场。总之，在世界经济驶向非常不确定的未知水域时，中国这条大船首先要稳住自己的阵脚，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争取成为率先走出颠簸水域的领航船。

丁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