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故郢之遥邑，望其山之绵延，嚣雾浮浮，民风朴素非常，“是中风气，乡村厚于街市，过客不裹粮，寻食投宿无不应者，其山愈深，其俗愈厚。”这里的每一寸土壤，都充满著最原始、最天然的青草芳香。给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按下暂停键，混迹在以土家族为主的吊脚楼宇中，追寻着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遗迹，就会想起当年唐代诗人刘禹锡因贬谪而转辗多年发出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酸楚叹息。

这个被无数山峰所包围着的、仿若与世隔绝的“蛮荒之域”——巴楚旧地，经历了数千年的风云变幻，也见证了无数个朝代的动荡迭起，一直安静地在中原大陆的西北角繁衍生息，养育着它的子民。特殊的气候环境和因战争迁移而来的土著居民，逐渐形成了这里独特的民俗风情。也许你所认为的丧事喜办不通伦常，但在这里却司空见惯；也许你所认为的图腾崇拜神秘莫测，但在这里却是至高无上的祖先信仰；也许你说这里崇山绵延，其人必定过著茹毛饮血的“野人生活”，但在这里却遍布著对味蕾有着致命诱惑的美味佳肴。并且，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从来没有断绝过与外界的联系，仅仅只是山长路远而已，如果非要寻根究底，恐怕还得从春秋战国时候开始说起。
探源：武郡源流溯清江

今天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历史沿革中的变化较大，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领属划分。

春秋时期该地域属于巴蜀国境域，而在战国时期则被纳入到楚国版图。根据史料记载，古代巴人在春秋以前及春秋时期，广泛活动于江汉平原一带，战国在四川东部活动较多。《春秋左传》中有载：“恒公九年（公元前703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又“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楚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十九年（公元前677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资料中提到的邓国，即今河南邓阳一带；鄾，在今湖北省襄樊市东北；申，在今河南南阳以北；那处，在今湖北荆门；津，属今湖北枝江县西。同书还记载了“昭公九年（公元前541年），自周武王伐商以来，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进一步说明了巴人在江汉平原一带的活动踪迹。但是，至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巴人与楚国开战，败于鄾，由此巴人出江汉平原而南迁，经夷水（今清江）来到川东，在这里与土著居民共同建立了巴国。相传在这期间其族人领袖廪君，在西进过程中曾称君于夷城，这里的夷城，相关专家以为即是如今的恩施州，郑樵《通志•氏族志》引用盛弘之《荆州记》云“昔蜀王奕君王巴蜀，王见廪君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十人，遗巴蜀廪君。”廪君在短时间内建立的巴蜀国，即今鄂西一带。战国时期，终被宿敌楚国歼灭，从此纳入到楚国版图。唐人梁载言在《十道志》中有云“施州清江郡，即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为巴国境，七国时为楚巫郡。”现在鄂西地区还有巴人的遗迹，除了出土文物之外，还有墓葬遗迹，如《恩施县志•古迹》中记载：“巴墓在城南二里，昔有巴大栅王世葬于此，历年虽旧，累累可辨。”此可以加以佐证。

秦统一六国，该区域被划归到黔中郡的管辖范围内，至汉代北部属南郡，其南部则称之为武陵郡，三国、两晋时期，北部属建平郡的沙渠郡、南部属于武陵郡。南北朝时期，属建平郡的沙渠县。北周建德二年（573年），置施州（今恩施）并置业州（今建始县）。隋朝改施州为清江郡，属荆州，下辖五县，据《隋书•地理志》载，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后，废陈在武陵郡所置的沅州，改武陵郡为朗州，并临沅、汉寿、沅南为“武陵县”。唐朝又改设为施州，属黔中都督府，下辖清江、建始两县；五代沿用其制，先后属前后蜀，在宋代后属夔州路，下辖两县；元代沿用宋制，元末时期为明玉珍所统辖；清代沿袭明代，并将其改名为恩施县。

鄂西地区在秦代属巫郡，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三百余年间，均属建平郡。峡中先后在巫郡及建平郡范围内，故峡中巴梁间的巴人与鄂西地区的巴人是一个整体，同属廪君五姓之后裔。古代巴国境内居住的族类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见《华阳国志•巴志》），而以巴人为大多数且占据统治地位。各族在长期的共居生活中逐渐被巴人融合，成为一个新的融合体，内部称为毕兹卡或者贝京卡，外人则称之为“土人”。“土人”这种称谓自宋代史料中开始出现，由此也可以推断，土家族自宋代已开始形成并区别于其他族类，如《苗防备览》中云“土蛮与苗种类有别”，这里的土蛮，就是“土人”，也即土家族。

在明代以前，鄂西的土家族人稳定且数量庞大，但自明代起，在流官管辖区，大批汉人迁入，而清代的改土归流，又再次融入大量汉人，由此打破了鄂西地区土家族“一枝独秀”的种族局面，从而汉文化得到传播，各个民族间相互碰撞交流，但却保有自身的独立性，也正因为如此，在现在的鄂西土家族中仍流传着古代巴人的生活习俗及习惯。
民俗：俚歌踏月尚东皇

因之地处西北腹地，层峦茂林，消息闭塞，鄂西土家族就像在漫长历史中被放任的遗珠，虽然历经数千年的沧桑变化，却仍旧保持着自身那种带有“下里巴人”味道的民族风采，正如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所言：“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鄂西土家族，不仅保留住了祖先巴人图腾崇拜的文化传统，又因地势环境的影响，遗存了不少巫风楚俗，使其在现代民族文化中显得格外“超凡脱俗”。

鄂西土家族日常生活中的白虎崇拜就是古代巴人的痕迹证明。古代巴人崇拜廪君，认为廪君死后，幻化成为了白虎，由此联系到虎食人血，所以古代时期有杀人以祭祀的活动。到了现代，不少地区仍旧保留了崇虎的习俗，很多人家中都制有虎毯，只要是一些重要的节日活动，就会把它铺放在神龛的前面，全家人都虔诚地跪拜在上面做祈祷。如果谁家有人去世，也会把虎毯覆蓋在棺材上，以表隆重悼念之意。

除此之外，生活在现今清江流域周围的土家人，家里有老人去世后，还会请人到家里来跳撒尔呵——一种古代巴人传承下来的舞蹈，古时称作踏踢舞。据《大明统一志》记载：“巴人好踏踢，歌白虎，伐鼓以祭祀，叫啸以兴哀，故人好巴歌，名叫踏踢。”人死后，跳踏踢舞，歌白虎，并且伐鼓以助兴，还有“白虎当堂坐，当堂坐的是家神”的歌词。另外，在建国前，鄂西地区土家人还有“还相公愿”的习俗，相公愿顶礼的是三位相公——红脸、黑脸、花脸，举办一次这种活动一般需要一天两夜。据传在很久以前还相公愿时，要杀人祭拜神灵。当地文化进化后，改变为在祭祀巫师的头部开一个小口，滴几滴血以替杀人。所以巫师有句祝词是“以我之血，祭尔之祖”，这些都是巴人传统保存的残痕。

清光绪重修《巴东县志》记载：“后四里，古为蛮夷，椎髻侏语，信鬼尚巫。”因为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鄂西地区的土家人还保持着对神灵的虔诚，巫风楚俗虽然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消散了不少，但仍有部分被保存了下来。比如对土王的信仰，他们建立了土王庙，内供彭公爵主、向老官人、田好汉。每逢正月初三至十五，土家人都会聚集在土王庙，围着大树跳摆手舞，旁有锣鼓队吹着唢呐、奏著锣鼓，大人小孩欢腾鼓舞，非常热闹。

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的土家人都喜欢唱山歌，这些山歌一般都十分简单明了，表露出当地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一般都是以男女一问一答的形式展开，其中比较出名的有黄四姐的《六口茶》，一口茶一问答，女声婉转俏皮，男声豪爽朴实，你来我往，千万风情，尽诉衷曲。有远道而来的外乡人，主人会热情地奉上一杯香茗，茶香绕齿，闲话家常，彼此之间便成为了朋友。这“六口茶”，在土苗山寨，实际上寓含着“亲切欢迎，友谊长存”之意。另外，《龙船调》现已被列入世界优秀民歌的名单，其歌蕴含着十分浓郁的土家民族风格，意境鲜明，由歌词突显出土家妹娃与艄公两个艺术形象活泼可爱；每一句词都十分通俗易懂，其中衬词很多，有着诙谐幽默的特点；音乐旋律起伏悠扬，音域宽广而高亢婉转，其抒情性与民间情感十分突出。

鄂西土家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使得该地区充满了浓浓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因地而沉寂，因人而突显。翻阅历史的浩繁长卷，便会发现这个层峦叠嶂的巴山楚地虽然一直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但却一直被地域的偏见所忽视，直到土司制度的出现，才终于使得这种身份有了新转变。
土司：蛮荒土司风波变

自古西南诸方，如苗、邛、冉者，同谓之蛮，《诗•大雅•抑》：“用戒戎作,用逖蛮方。”即谓此处。一直以来，这些地区各由当地大姓为其领袖，雄掌一方之权，呼嗾群族。关于土司制度的起源，有人认为起于元代，也有人认为起于宋代的羁縻州制。如清代毛奇龄在《蛮司合志》中说：“宋太祖举徭人秦再兴使之自治辰州，而推广其意，乃遍设官吏，尽布隶属，于是土司之名兴焉。”但就正史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土司制度应该兴起于元代。根据《元史》记载，当朝共设置了14个土司，鄂西地区设3个宣慰司，即施南道宣慰司、湖南镇边宣慰使司、湖南镇边毛岭洞宣慰司，下设5个宣抚司，再下设4个安抚司。由此开始，土司制的雏形形成。

元末，明玉珍参加了由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后由巫峡入川，相继占领鄂西地区，甚至建号立国，统治该地域长达十四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在元代建置土司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合并三个宣慰司为一个，即散毛沿边军民宣慰司，并下设七个宣抚司，其下设两个安抚司，再设两个长官司，明玉珍根据这种职官的忠顺度进行升降用人，毫无疑问加强了当地的大姓族权，如施南、散毛两大土司势力便在此期间迅速壮大起来。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派军入川，明玉珍之子明升出降，于是鄂西划入明朝统治范围。明朝为了保障西南诸方的区域稳定，基本延续了前人的土司管理办法，继续由当地族人统治族群，并对土司的归顺者“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鄂西各土司在被普遍降级的基础上分别被授予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职官。然而，到了明末，政治动乱，西南诸方先后掀起了反明的浪潮，鄂西各个土司也相继加入，所以凉国公在奏折中称：“散毛、大旺、镇南、施南等洞蛮叛服不常。”（见《明史•湖广土司传》）这种地方反叛受到了朝廷的残酷镇压，鄂西土司势力被大幅度损耗，于是叛声渐息。

至清代统治时期的土司建置，基本延续了明朝的管理制度，对于少数民族，仍然实行土司制度。在鄂西地区，设置有容美宣慰司，有施南、散毛、忠建、忠洞、忠路五个宣抚司，下设11个安抚司，6个长官司，共23个土司，相比明代的29个，减少了6个土司设置。所以，鄂西所有土司在清代都下设在容美土司之下，由其生杀予夺。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容美土司田舜年把五峰司长官张彤昭掳去，让其子田翘如取而代之；把濜水司长官唐继勋杀害，让其孙田图南享有其位；把石梁司长官唐公廉抓走，让其弟田庆年顺位，这种任人唯亲的专权管理现象在其他地区的土司管理区域同样存在。为了防止地方势力过于强大从而影响西南地区的稳定和谐，清廷最终实行了改土归流的办法，取消了土司制度，任命流官管辖，并将汉人融入到少数民族的生活区域，使其得到同化，由此，土司制度在清代彻底终结。对于西南诸方来说，因为流官制度和汉人的融入，其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族团结。现在在鄂西地区由于地方政府采取的有效保护，土司文化的痕迹尚能寻觅，其中唐崖土司的遗址还于2015年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
转变：斗转星移是沧桑

飞鸟过往，无系常轻，霞光暮霭，朝升夕逝，鄂西土家人就世代守候在这西南一方之隅，继承著从祖辈流传下来的民族文化，在波澜不惊的世俗生活中悄然演绎著长达数千年的生命传奇，在那四季薄雾沉浮之地保持着最朴实、最纯真的虔诚状态。然而，伴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东西早已发生了变化。

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转变，不仅仅体现在无数山峰被夷成了平地、高楼大厦相继而起，还体现在土家人终于从中原大陆的西南角走向了全社会，甚至全世界。现在，土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群体，更是一种象征符号。随着交通运输的改善，高山大川已经不再是出行的阻碍，其民族特色也已被复制成为各种物品出现在市场上，如西兰卡普的土家服饰，薰制腊肉、手工糍粑等等。因为现代信息交流技术的日新月异，土家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和了解，许多人都慕名远道而来，土家人正在努力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向外面的世界敞开，也在以土家人热情饱满的好客之道迎接四方来宾。

风霜侵染润碧瓦,岁月染指土红墙，原先的吊脚楼宇矗立在半山腰上风雨摇曳 ，碧瓦红墙的旧土房也不再多，都被添加了水泥钢筋混凝土。可以说，伴随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普及和发展，土家人原本的生活状态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改变是文明的进步，更是祖国日益昌盛的标志，而那些已经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古老民族遗迹，却是在现代民族融合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民族文化损失。

百年沧桑斗转星移，历史中的纷纷然然成为了静谧无声的集体记忆，翻开被时光酝酿出陈香的卷轶，这一瞬间，古老而原始的黑白印象与色彩斑斓的现代生活相互重叠。那些素纤斑驳的纸页，上面记载了无数个民族的传说，就像梦逝流萤一般，全都默然消失不见。鄂西土家族人，以及现在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其他族人，都在时间遗漏的缝隙中相互遇见，以梦想为支撑，在相互碰撞中融合，在继承与创新中合作，一起创造著鄂西人民的美好未来。

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