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土习尚之巴蜀竹枝词

2019-12-12 11:48评论关闭Views: 13

zhuzi

山雨时来,半树青青半树烟。春气渐暖,一畦花苗一畦田。阡陌交通,人影往来,在万物复苏的时岁里,农间早早儿是一派繁忙。草帽顶着春日,胶鞋沾满泥土;这山挥下锄头,那山插上秧苗。勤恳的汗水并著劳作的吆喝,一齐融入,这山水田园之间。

曲调飘扬,号子声响。民间的歌谣,滋生在这山野田垄之中,涵盖著自然的生趣,和人民的智慧。历史无声,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里,民歌以声音的形式记录着人们的四时交替、气候更迭,又在口口相传中,衍生出新的生机。

竹枝词,亦称竹枝、竹枝曲、竹枝歌,是由民歌“竹枝”所演变而来的一种文学形式。“竹枝”在民间早有歌咏,后因刘禹锡写作《竹枝词》十一首而渐得文人所重视,从乡里俚民歌转变为近似却有别于诗、词的独特文体。起源于民间的身世,使竹枝词在历代文人的创作改编中始终携带着鲜活的民间气息,以“志土风而详习尚”的风格特点,传载万物民生、世间百态。
巴蜀一曲歌竹枝

巴蜀,乃先秦巴、蜀两国之并称,山高水远,地及西南,泛含川、渝两省及附近地区。地势闭合,山川险峻,一度使巴蜀地区以闭塞的姿态环绕着巴蜀的水土与人民,却也恍如一个天然阵法,海纳百川般将内外民族、文化融于一处。荆楚文化、秦陇文化、中原文化……顺着江流河谷、岭壑栈道先后汇入,与巴蜀固有之文化交融碰撞,共同在这封闭的地势环境中,“逆反”地呈现出文化的多元荟萃景象。

丰沛的土地与文明,使巴蜀在世代变迁中孕育出诸多文士风流,亦蕴含了极具活力的文学土壤。竹枝词究竟源于巴蜀亦或荆楚,于学术界虽尚待考量,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以刘禹锡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介入之前,竹枝词便已经是巴蜀地区广而歌之的民谣了。所谓“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宪笛”“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恼何人怨咽多”“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引人乡泪尽,夜夜竹枝歌”,皆是对巴蜀人民歌唱竹枝的描述,更有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中描绘道:“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以曲多为贤。”此段场景,乃刘禹锡被贬为夔州刺史(今重庆奉节),于次年行至建平(今四川巫山)时所见。

山路难行,水路迢远,“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既使巴蜀安居一隅,也使巴蜀远离中原政权,成为了历代王朝流放官员的贬谪之地。公元821年,刘禹锡因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运动,被贬至巴渝。但仕途失意,往往能成为骚人墨客在文学上的机缘。

刘禹锡于建平闻得乡里稚子吟唱竹枝,恍有《淇奥》之美韵,又因所歌之词鄙陋,故仿效屈原《九歌》,作《竹枝词九首》。所写内容囊括所见之夔州风物,及当地之俚俗民生,如“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等句,描绘山川秀水;“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等句,记录民风生俗;还有如“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等,以浅近俚语抒发感慨情怀的句子。而后又作《竹枝词二首》,词曰:

杨柳青青江水准,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

刘禹锡素有“诗豪”之称,所作诗文亦不乏为后世传颂者,但这十一首竹枝词,却进一步成就了刘禹锡在文学上的地位。尤其是“杨柳青青江水准”一首,以“晴”“雨”之天气暗含男女恋情中若即若离的情感状态,可谓情思婉转、风情别具,传唱古今。宋黄庭坚评刘禹锡竹枝词为“词意髙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歩”,甚至将其与杜甫所作《夔州歌》比肩而视。清翁方纲亦言:“刘宾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词》。”

除刘禹锡外,唐朝着墨于竹枝词的还有顾况、皇甫松、李涉、白居易等人。顾况所作《竹枝》,是现今文学记载中,最早以“竹枝”命名的竹枝词,其词曰:“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借娥皇、女英自沉湘江的典故,渲染并抒发萧瑟哀愁。皇甫松以七言二句的形式传载竹枝词,现存六首,词间皆有“竹枝”“女儿”为和声,如“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连(女儿),花侵槅子(竹枝)眼应穿(女儿)。”李涉作竹枝词五首,尽书蜀地风光,如“巫峡云开神女祠,绿潭红树影参差”“十二峰头月欲低,空聆滩上子规啼”等句。竹枝曲同,文辞各异。与刘禹锡相比,上述诸人所作之竹枝,显然更具文人词采,失了民间气息。

白居易多以哀情怨调写作竹枝,虽言辞通俗,却困顿于失意文人的步调。现存仅有四首,但他衷情于将竹枝之音引入诗作中,在白诗中多有“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蓃杯”“江果尝卢橘,山歌听竹枝”等句,对竹枝词提及甚至多于刘禹锡。

江山易代,人事更迭,竹枝词却在唐人的创作中,以七言四句的形式、吟咏风物的特征,自成一体,得以留存。又在文人的笔端,辗转宋元,流传明清。在不断的传唱与书写中,竹枝词恍若从山涧细流,涌入了平川江河,在题材、手法上皆逐渐完善成熟,创作数量亦是与日俱增。而在地域上,唐宋竹枝以巴蜀为多,元代即出现了以杨维桢《西湖竹枝词》为代表的江浙竹枝词。传至明清,则仿若潇潇竹林,漫山竹叶,繁盛各地。甚至时入近代,亦能在广袤文林中看见竹枝词的身影。

一曲竹枝,千载传诵。竹枝词虽形如七绝,名似词牌,却以音律之别而非诗非词,既不入诗统,亦不入词道。但也正因如此,历代文人才得以无所束缚地将创作活力注入其中,并将民间文学的生机肆意点亮。
风俗百态咏竹枝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手采芣苡,口咏民歌。先秦的陌上田野,异国民风,皆以歌声飞入《诗经》,相邻成册。一页即是一国,一诗便是一景。“谁为采风者,听我歌此诗”,集民谣而知风俗,既是统治者的体察,亦是诗歌之源起。

文学之体,无论诗、词、文、曲、小说……大多皆经历了由下里巴人至阳春白雪,由群体书写至文人创作的演变过程。文体的确立,规律的产生;历史的导入,道义的传承,使得诗词文章在承载文人性情以外,还负担著士人的使命。繁重的条框,使诸多文体在被奉为正统之时,亦逐渐失了原有的灵秀与生机。鲁迅先生即言,文人的采录润色,往往会令《竹枝词》和《柳枝词》一类无名之作,失了许多本色。竹枝词若“早产”于《诗经》,自是难以避免泛入诗歌的命运。但幸而,竹枝词落入文人手中时,盛唐已矣。珠玉在前,在诗歌高峰的伫立之下,历代文人不需倚重竹枝以明道,竹枝词才幸得在最大程度上保存其本味。

由唐而清,由封建而近代,文人对竹枝词的创作始终不曾脱离辽阔的民间,反而不约而同地将大量笔墨都集中于风土人情、山川地理的记录描绘,使竹枝词如风土小记一般生动地记载着不同地域的风俗百态。

巴蜀风貌,在竹枝词中描摹而生。峨眉缈难匹,青城天下幽。剑门唯天险,巫峡过惊舟。巴蜀风光壮丽,多高山秀水、古迹名城,历来为文人所赞咏,竹枝词中亦不乏见。刘禹锡的十一首竹枝词中便提及了“白帝城”“白盐山”“瞿塘”“巫峡”等地,白居易亦有作“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古人好游,一骑绝尘,轻车万里,遍览巴蜀山水城池。“千层万叠翠屏张,无数青峰对夕阳”“蜀江一带向东倾,江上巍峨白帝城”“三峡猿声泪欲流,夔州竹枝解人愁”“四十里城花作郭,芙蓉围绕几千株”……巴蜀的奇山异水,锦绣城郭,随着竹枝词而跃然纸上,如在眼前。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四季的耕种与生活亦在竹枝词中如剪纸一般被裁剪存留着。“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姑娘们插戴着“银钏”“金钗”,男子们携带着“长刀”“短笠”,一齐在山间播撒耕种。“梅子初黄落雨天,插秧妇女满山田”“流泉初下斜阳晚,戴笠归来未脱蓑。”日月星辰映照着人们的昼夜辛劳,共同落入竹枝词的字句里。

男婚女嫁,节日欢愉,在竹枝词中更是多见。“鶂鶂鹅声众语哤,玻璃楼轿八人抬。笙箫迎上阿哥背,代掷娘家筷一双”,蜀地民俗中,新娘需得抱白鹅出嫁,意喻与夫君白头偕老。出嫁离家时,双足不得沾地,需由兄长背上花轿。筷子掷地,一求早生贵子之喜,二求五谷丰登之福。“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哭嫁歌声引,别家泪更多;“挑去盖头饮合卺,闹房直到大天光”,合卺一杯酒,长相永厮守。蜀地婚嫁的别样风俗,在竹枝词中又生动地热闹起来。

新年里也是热闹的。“儿童草草争香果,共说神今拜上皇”,孩子们调皮胆大,将用作供品的果子点心偷拿了吃,还笑称灶神拜玉帝去了,没空同他们计较。“元宵处处耍龙灯,舞爪张牙却也能”“笙鼓元宵响沸腾,鼇山灯火照层层”,元宵佳节里,处处舞龙观灯,一派喧闹繁华。“北郭城隍神至尊,清明旧例赏孤魂”“十分月圆正清华,桂子丛生金粟花”“豌豆芽生半尺长,家家争乞巧娘娘”……一年到头的节日,仿佛都能用竹枝的形式歌咏记载。甚至连蜀地的方言,也能写入竹枝词中。

“登台较技问谁强,出手双方各主张。却怪旁观空展劲,说他起腿不相当”一词中,“空展劲”是蜀地方言,约为“胡乱起劲”的意思。“口馋村妇态如何,面未下喉汤又喝。同伴连催快些走,声声又喊莫忙多”,“莫忙多”也是蜀地方言,意为“不要着急”。如此真实地还原地方乡音,唯有将通俗民风贯彻里外的竹枝词方能做到。

泛言风土,描摹百态。以民间生活为主要描述对象的竹枝词,都极具地域价值地存留了当地的风俗人情,呈现出一副地域民间生活的全景式画卷,使后人隔着时光,依旧能对千百年前窥探一二。同时,竹枝词以其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言语特征,极大地拓宽了受众群体,让广大民众亦觉趣味丛生。在这创作、传播与接受中,民间蕴含的创作活力便如一泓活水,反哺于竹枝词,使其在这悠悠岁月中历久弥新,经年长青。
文史千加载竹枝

承载了民情百态的竹枝词,既是一本别样的风土小记,亦是一册连缀而成的文史变迁录。杜甫以“三吏”“三别”书唐之乱世,竹枝词亦将文史浮沉,悄然暗藏于民间生活的点滴片段中。

“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婆娑起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民间巫风自唐尧巫咸国而始,沿袭后代。春秋战国时,荆楚一带盛行巫风,屈原《离骚》中所呈现的浪漫色彩与神秘色彩,便是深受巫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刘禹锡被斥为朗州(湖南常德)司马时,即见乡人以歌唱竹枝的方式祭神祷天。巫文化亦是重庆巴文化之源流,故而同样盛行于巴蜀之地。所谓“堪叹么儿病太多,朝朝市镇请巫婆”“巫教果能疗杂病,竟教医药莫争功”“妇女持香夜喊魂,手拿鸡蛋脚登门”,这既是对民众生活的描述,更是真实反映了巫文化弥漫下,人们忌医崇巫的迷信现象。

重道礼佛亦是巴蜀地区的文化现象之一。巴蜀之名山大川、宫殿庙宇,多与道、佛二教有颇深渊源。鹤鸣山北依青城,南邻峨眉,是道教的创始名山。青城山中所建古常道观,乃道教名观。还有成都之青羊宫,宜宾之真武宫,皆是道教留予巴蜀的文化印记。求仙问道亦为巴蜀人所崇尚,清代吴好山于《灌县竹枝词》中即道:“青城览毕归来后,即便愚夫亦说仙。”佛教由印度而来,在传入之初即深为影响了地处边境的巴蜀。弥勒佛以雄伟之姿端坐乐山,于今已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名胜。另有千佛万尊,或坐或立地存留于千佛崖、千佛寨、毗卢洞等巴蜀名景中。烧香礼佛,祈顺求福,亦是融入人们的日常之中。清代杨甲秀于《徙阳竹枝词》载道:“当街庙是毓麟宫,祈嗣求神鉴隐衷。一样西关祠宇壮,会逢演庆看还童。”即描绘了人们在宫殿祠宇中祈祷拜佛的景象。

文化的变迁透过人们的精神世界,无声地折射到人们的言行举止间,而历史的波澜则是浩浩汤汤,直接涌入现实之中。

明末清初,连绵不断的战火将蜀地烧得满目疮痍,人口凋敝。据康熙二十四年统计,历经战乱的四川,合全省之人,不过九万有余。昔日的沃野千里,弥漫着荒凉悲凄;过去的天府之国,变成了十室九空。强烈的萧索之意致使清廷以政令移民,迁鄂、赣、桂、闽等省之民众,入蜀“填民”,史称“湖广填四川”。轰轰烈烈的移民运动,使各地的民众迅速填满了虚无的川蜀,“磁器店皆湖州老,银钱铺尽江西人。本城只织天孙锦,老陕亏他旧改新。”曾因战争而萧寂的城市经济,随着各地民众的涌入而重焕生机。只是过去的川蜀子民所剩无几,新生的川蜀只能在各地人民的杂居中,发出兴茂中慨叹,“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近代的纷乱更是令人手忙脚乱,辛亥革命的义旗,军阀混战的刀枪……时代变迁的声音在竹枝词中响彻。杨开培所著《共和竹枝词十五首》,一点一滴地将当时混乱的社会场景复刻下来,“法网原来治匪人,匪人今反制良民。绿林威势同官府,益信平权本是真”“南北纷争各逞强,时和时战两相当。中原大局谁为定,苦我元元叩上苍。”巴蜀黎民在近代的波澜中辗转,亦顺迎著浪涛改变着旧有的生活方式。“实业纷陈起竞争,果然进步日文明。个中制造谁精进,大半天然品凑成”,实业竞争的场景在清时便已有发展,到近代更是门目繁多。“二月春风盛会开,大路直通金河街。车车相接成一线,骤停齐声呼少来”,这首由何蕴若所写的《锦城旧事竹枝词•黄包车》,描绘了春会之时,黄包车忙碌迎载行人,齐呼“稍等”的盛况。“车夫揽客殊堪笑,不喊先生喊老爷”,所揽之客既有国人,也有洋人,中西两式的称呼在车夫们的口中交替而出。如此片段式的生活场景,经由竹枝词的形式,在文人与民间的共同传递下,呈现出地域史的别样特征。
中华之泱泱,在上下五千年间,孕育出了诸多灿若明珠的文学果实。竹枝词虽无诗歌之典雅,词曲之旖旎,却亦是独树一帜地汇成了言谈风物、雅俗共赏的风貌,带着任情自然的气息吹拂在广阔的民间。

昼起鸡鸣,云收霞散,历史踏着日复一日的步调滚滚而前。古典文学的历史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画上句点,竹枝词亦随之悄默了踪迹。但文学的生命,从来是不以时代为划分的。“赛社风光饶乐岁 , 移尊携酒笑相逢”,旧时的欢喜与酒香,从未因流年的间隔而减少分毫,反倒因竹枝的承载而如在眼前。

竹枝一曲歌千载,千载人事,千载风光。巴蜀之外,尚有万里河山,皆与竹枝打过了交道。人间寿岁有尽,竹枝词却始终是当年模样,或如娉婷少女,或如耄耋老者,或立于高山之上,或停于涉水之汀,皆在一代代的书册扉页中,历久而弥新,经久而常在。

 

 
文:罗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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