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明代军事将领中排座次，推选影响力最大的名将，戚继光恐怕是最有竞争力的人选之一。明朝的名将很多，比如追随明太祖南征北战的徐达、常遇春，比如先在明成祖“靖难之役”中奋勇当先、后又带领庞大舰队游弋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郑和(尽管是宦官)，比如与戚继光齐名、在剿灭倭寇的战争中屡建战功的俞大猷，等等。但是，很难有人能够像戚继光那样，不但在南北两条战线都取得赫赫战功，而且在军队建设中，也给后人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榜样。当然，也没有哪一位能够像戚继光那样，让当代的人们至今还在受惠于他的贡献。

我们先看《明史•戚继光》是如何历数戚继光贡献的。

《明史•戚继光传》先说戚继光在南方剿倭的贡献：

（戚）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与(俞)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

这样一段评价，让每个读《明史》的振奋不已。只有号令严、赏罚信，公平公正，才可能使士兵奋勇争先、无不用命。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士兵的信任感，让士兵有跟着戚将军就能打胜仗的信任感。治军严、军队训练有素，是打胜仗的基本保证，但能否真正打胜仗，还要靠将领的指挥艺术，以及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当戚继光训练出了一支纪律严明、奋勇争先的军队，并且将这支部队融入到明朝剿倭的战争机器之中时，面对着本来就是乌合之众、以掠夺财产为目的的日本海盗，其战斗力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能够“屡摧大寇”。前辈将领俞大猷也不得不感叹“长江后浪推前浪”。

但是，戚继光的伟大事蹟，远远不能仅用剿倭以蔽之，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平定“倭患”之后，新的考验又在等着他。

明朝嘉靖年间的边患，主要是“南倭”和“北虏”，“南倭”解决了，“北虏”的问题又等著戚继光去解决，但不是等着他一个人，而是等著以他为代表的剿倭战车。人们常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但说得容易，做起来却难。“养”兵是需要费用的，养的时间长了，又没有战争，人们自然会感到成本太高，认为这些钱是否可以用在发展经济、用在生活享受上。而且，久无战事，“兵”也容易养成“骄兵”，一旦有战事，却未必有用。特别是在社会财富积累、官场风气腐败的时候，军队的腐败也不可避免。吃军饷的很多，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却很少，人到哪里去了？有的被豪强贵族占用了，成为他们的公费劳动力；有的为了谋求外快，到各地经商、打工去了；还有的，则完全是被军官吃了空饷。这样，真正遇上较大的战争，战之能胜的情况就很少了。唐朝“安史之乱”、北宋的“靖康之难”，以及明朝剿“倭”的旷日持久，都是养兵无数、用时捉襟见肘的明证。更何况，“养兵”不仅仅是养著一批穿军装、领军饷的人，而是养战斗力，包括高素质的将领、战士，以及战略战术、后勤保障、武器装备、军情谍报，等等。

“养兵”固不易，一旦战争机器开动起来，停顿下来又困难了。人们对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有种种分析，却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靖难之役”的战争机器正在运行，战争却因为明成祖的直捣南京戛然而止。将领和士兵都还在战争的兴奋之中，因战争而带来的利益和荣誉还没有满足、军人复员又极易发生问题，所以，这个战争机器就需要继续运转。郑和下西洋其实是“靖难之役”这台战车的一个车轮，是“靖难之役”战争机器的惯性运行。永乐前期所发生的一系列战事，也大多与此相关。

同样的道理，当初承平日久，军备废弛，发生“倭患”时，明朝猝不及防，民众没有心理准备，战争状态进入极慢，所以本来是乌合之众的真假“倭寇”得以蹂躏江南。而当剿倭的战争机器真正开动起来，戚继光的“戚家军”、俞大猷的“俞家军”士气高昂、斗志正酣，“倭患” 平息了，战车却仍然在运行。这就需要改变它的运行方向。到哪里去？到北方去！

这样，在剿倭中声名赫赫的两广总督谭纶、福建总兵戚继光，奉诏北上。谭纶为蓟辽总督，戚继光先为“神机营”副将，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三镇总兵、副将皆受节制，后又为蓟镇总兵，负责京师北京的北边防务。根据谭纶和戚继光的建议，戚继光在剿倭中组建的“戚家军”也陆续北上，成为蓟州、宣府二镇边军的骨干。按谭纶的说法，这支军队是“召之可立至、用之可立效”的。

《明史》接着说戚继光在北方的贡献：

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从隆庆二年初至蓟镇练兵，到万历十一年二月离开蓟镇，前后十六个年头，戚继光和谭纶以及其他将领一道，训练士兵、研修战术、砌筑边墙、构筑堡垒，并且根据地形地貌和敌我态势，打造出一支多兵种的混成部队。这支部队由“南兵”也就是在剿“倭”战争中训练出来的浙江、福建、广东部队为中坚，包括步兵、骑兵、战车、火器、辎重在内多个兵种，虽然没有远征漠北的能力，却倚仗长城这一长达数千里的工事，阻挡着蒙古南下的铁蹄，并且在后来的援朝战争中打出了威风。

《明史》还说了戚继光在军队建设和战术战法上的贡献：

所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谈兵者遵用焉。

这两部著作，前者作于嘉靖后期在浙江备战、御倭、剿倭之时，后者则成于总理蓟州、昌平、保定练兵并为蓟镇总兵抵御蒙古的时候，分别记载了戚继光在南北两条战线上根据地形、地貌及敌我双方的活动特点，制定的临战阵法及军纪、军规，特别是军队的训练方法。《四库全书》的编撰者认为，以这些著作来印证戚继光当年的用兵、练兵及守边事蹟，无不相符。所以他的著作，决非纸上谈兵者可比。

《明史》的作者多为晚明大儒们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所以《明史》的评价，既是清朝人对戚继光的评价，更是明朝人对戚继光的评价。《明史》如此不惜溢美之词对一个军事将领进行如此的评价，并不多见。而这位明朝将领的作为，仍然在为今天的我们作贡献，就更为罕见。

伟大的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的精神象征。《义勇军进行曲》的核心内容是：“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三十年前一部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主题歌最著名的歌词是：“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道万里长城，同时也是当前中国对国内外游客最具吸引力的景点。每年来长城的游客到底有多少？我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但有一个数字是确定的，根据《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7—2020)》要求，这一区域日最高游人量要控制在5.33万人次以内，年游人量要控制在1600万人次以内。这仅仅是八达岭长城的数字，多年前已经饱和了。众所周知，今天看到的从山海关到嘉裕关的万里长城，已经不是秦始皇时代的长城，而是明代的长城。其中最雄伟壮观、最具观赏性的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则是谭纶和戚继光，特别是戚继光主持修建的。
华丽转型

对大众而言，通常他们熟悉的戚继光，是作为明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将领的戚继光，但还有一个人们所不熟悉的戚继光——一个由“戚大将军”转型为“词宗先生”的戚继光。这个转型，从戚继光由福建总兵北上开始发生，由当时两位大名鼎鼎的文化人促成。当然，也和戚继光自身对文化的追求和向往有关。

这两位大名鼎鼎的文人，一位是王世贞，一位是汪道昆。他们和张居正同一科，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而且都做过兵部侍郎，所以有“两司马”之称。

两司马之一的王世贞是苏州太仓人，字符美，中进士的时候只有十九岁，比同年中进士的张居正小了四岁。王世贞是活跃在嘉靖、万历年间的文学群体“后七子”的领袖，也是嘉靖后期和万历前期的文坛领袖。如果有人所作诗文得到王世贞的表扬，比如说“填补了某某空白”或“我当避此人一头地”，等等，此人立即名声鹊起、身价百倍。鉴于王世贞的名气，有人认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应该就出自于王世贞之手，而书中的蔡京父子，暗指的就是王世贞的仇人严嵩父子。

两司马的另一位汪道昆，是徽州歙县人，字伯玉，也是非常有名的文化人，同样有人推测，《金瓶梅》或出其手。王世贞曾经把汪道昆和“后七子”的另一位领袖李攀龙并称，说：“繁而有法者于鳞，简而有法者伯玉。”于鳞是李攀龙的字，伯玉是汪道昆的字。正是有了王世贞的这个评价，比王世贞年长一岁的汪道昆名声大噪。

汪道昆和戚继光的交情，早在嘉靖剿倭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戚继光为福建总兵，汪道昆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福建，二人在剿倭的战争中成了莫逆之交。

隆庆元年（1567年），40岁的戚继光奉诏北上，正在赋闲的汪道昆陪同而行，带着戚继光去拜访自己在太仓的朋友、“石友”元美先生王世贞。

汪道昆比戚继光大三岁、王世贞比戚继光大两岁，年龄相仿的两大文人、一位大将军，在王世贞太仓的别墅聚了三天。三天时间里，不知喝了多少美酒，也不知讨论了多少共同关心的家事国事天下事，戚继光和王世贞因此也成了“石友”，和汪道昆的友谊更加深了一层。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三天过去了，戚继光和汪道昆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太仓。王世贞还在回味相聚的欢快，悄声问他的弟弟、同样也是大文人的王世懋：这几天我不是在做梦吧？否则，怎么遇上了神仙呢？戚继光和汪道昆，这两人哪里是人啊？他们应该是天上的神仙吧？

这一次拜访，也令戚继光大开眼界。号称“人间天堂”的苏州的繁荣，昆曲发源地苏州太仓的娱乐，王世贞那个号称“弇园”的别墅的豪华，和文化人在一起的风趣与雅致，都使戚继光感叹不已：戎马半生，荣誉无数，自以为读了不少书，并且享受了天下的荣华富贵，和这些人比较起来，自己原来是个土包子，是乡下人。

从此以后，戚继光在工作之余、军务之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和文化人交往欢聚。

自那以后，在戚继光的总理衙门、总兵府，对于王世贞、汪道昆以及其他文化人介绍来的朋友，戚继光来者不拒，热情款待，帅府中总是高朋满座。戚继光和这些文化界的友人吟诗作赋、相互唱和。王世贞和汪道昆也时时书信往来，对戚继光不断进步的文章和诗词进行褒奖。

文人们开始像尊重王世贞一样尊重戚继光，尊称戚继光为“元敬词宗先生”，戚继光对这个称号也十分得意。

须知，“元敬词宗先生”这个称号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王世贞字“元美”，人们把王世贞称为“元美词宗先生”，因为王世贞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首屈一指的大文豪，是后辈文人的祖宗，所以称其为“词宗先生”。由此可知，戚继光（字“元敬”）的“元敬词宗先生”头衔，分量有多重。

戚继光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天才，的确当之无愧，但是要讲究吟诗作赋，虽然也有一定造诣，却还达不到“词宗”的层面。只是因为戚继光给了王世贞的众多追随者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又把作为明朝“九边”之首的蓟镇，建设成了文化人聚会的文化中心，所以大家感谢他，才给了他至高无上、与王世贞平起平坐的文化尊号。

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戚继光也完成了他的角色转型，由纯粹的军事将领，转型为热衷于吟诗作赋的文化人。军功对他来说，得来轻而易举，已没有太大的推动力。追求文化，追求文化人的认可，成为他人生中的快事。

但是，戚继光得到这个新的荣誉称号、这个至高无上的文化尊号，也是花了大价钱的。在蓟镇的十六年，人人都知道“戚大将军”好客、都知道“戚大将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于是，慕名前来拜访，希望在总兵府谋得一份差事的，希望来蓟镇“打秋风”的，希望从“元敬词宗先生”那里获得一点盘缠或创作经费的，从京师到蓟镇，络绎不绝、道路相望。

时间长了，戚大将军也感到压力大了。修筑长城、坚固堡垒、招募军队、精良武器，需要大量的银子；孝敬皇帝、孝敬内阁大学士、孝敬司礼监太监、孝敬兵部户部及都察院官员，也需要大量的银子；为了满足各方面朋友的需求，为了不让远道而来的朋友失望，更需要大量的银子。尽管戚继光竭尽所能弄银子，但进银子的渠道远远没有从北京到蓟镇的道路宽广，进银子的速度远远没有成群结队的朋友来得快捷。正如前文提到《明史》对戚继光的那段评价，有戚继光和俞大猷两大将领的比较，其中一句说戚继光比之俞大猷，“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为什么说戚继光操行不如？因为戚继光缺钱。

清朝在雍正时推行“养廉银”制度，类似戚继光这个级别的官员，一年有“养廉银”三至五万两(《清世宗实录》卷54)，除了自己的开销之外，还可以用于迎来送往。但在明万历时期，戚继光这个级别的官员，每年实支的岁俸，仅12石米、200多两银子(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那么，送皇帝、送张居正、奖赏各色人才的银子从哪里来？不言而喻，他得四处弄钱，人们开始对他的操行表示怀疑。当然，若干年后，人们又对戚继光弄钱表示理解。因为戚继光坐镇蓟州十六年，遏止蒙古南下，“不知省国家几千百万钱粮、全边塞几千百万赤子!” (董应举《崇相集选录•严海禁疏》)他花的钱，比起他节省的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虽然有华丽的转身，但戚继光其实仍有些烦恼。作为一代名将，要进入文人圈子还真不容易。因为像王世贞、汪道昆这样身居高位，又家有良田、室有美姬的文人其实并不太多，而在文人里面，爱钱但是缺钱、爱权但是无权的人实在太多。王世贞、汪道昆们只会给戚继光增身价而不会添麻烦，但来找戚继光的，多为既缺银子又缺地位的，戚大将军既然愿意和他们亲近，愿意接纳他们，他们也就顺着竿子爬。而且，欲望的壑沟，越来越无法满足。

戚继光却毫无办法，谁让他头上顶着一个“词宗先生”的尊号呢？

万历十年六月，戚继光在中央的坚强后盾张居正病故，张居正的政敌们开始把讨伐的矛头对准了张居正的“圈子”，当然也包括戚继光。一位名叫张鼎思的给事中上书朝廷，说戚继光在南方剿倭，屡立战功，自从移镇北方，整天只见修城筑墙，未见有摧敌拓土之功，可见宜南而不宜北。

这个言论给新的当权者们提供了让戚继光挪位的借口。万历十一年二月，戚继光改任广东总兵。聚集在北方的文化人因为戚继光的离开而痛心疾首，这等于断了他们一条财路，但南方的文化人则因为戚继光的到来而欢呼鹊跃。王世贞兄弟、汪道昆兄弟，在杭州安排盛宴，为南下的戚继光接风洗尘。
跨界代价

这一天来赴宴的都是著名人物：苏州名士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徽州名士汪道昆、汪道贯兄弟，还有浙江杭州、嘉兴、金华等地的名士，不一一历数，只说其中一位，名叫胡应麟。

胡应麟，字符瑞，浙江金华府兰溪县人，自幼善于吟诗作文，有“神童”之称，故自视甚高。但是运气却不怎么好，万历四年二十六岁中举人。比起史上第一牛举人范进，胡应麟中举的年龄并不晚，但比起同时代的一些“神童”，这个年龄就稍微晚了一些。

更令人不爽的是，如果中了举人很快考上进士，中举的时间晚一些也不要紧，但胡应麟却是屡试不中。好在此时的明朝已经步入多元化社会，无论体制内外，都可以闯出名头。所以胡应麟干脆放弃科举，在家乡金华府兰溪县建了一个读书楼，取名为“少室山房”，买了四万卷书，开始“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当年司马迁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胡应麟是实实在在买了四万卷书。司马迁的时代读书是一种奢侈，没有几个能够读得起书，而且，书是刻在竹片上或写在丝绢上的，得来十分不易。到了明朝的嘉靖、万历年间，读书人多如牛毛，造纸业和雕版印刷业十分发达，印的书也非常多。在金华周边，南直隶的苏州、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都是版刻中心，只要有钱，买四万卷书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胡应麟也真是把这四万卷书用到了极致。就强闻博记、著述丰富而言，明朝人首推杨慎，就是《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作者。如果说杨慎读书之博、著述之富是明朝第一人，那么第二人是谁？没有人排过座次，但有几个人很有竞争力。其中就有身居高位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和没有考中进士的举人胡应麟。当然，来到杭州西湖湖心亭赴会的胡应麟，还处在积蓄内功、增长竞争力的阶段，和王世贞兄弟、和汪道昆兄弟比，他还是晚辈。

这样一帮既想一睹“元敬词宗先生”戚大将军的风采，又给足“元美词宗先生”王世贞面子的当时的和未来的顶级文化人凑在了一起，自然是十分的热闹。当然，大家主要还是奔著王世贞来的。在这个场合下，只要他多喝了两杯，给某位到场的文化人几句褒奖，此人又是身价立涨。

但是，这样一帮文化人凑在一起，也容易发生问题。文人相轻是中国知识界的陋习，据说最近这些年好了很多，因为大家都读了金庸的《鹿鼎记》，学习了韦小宝的优秀品质，“花花桥子好抬人”“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所以大家都开始相互吹捧。明朝虽然也吹捧，但总有人不合时宜地想批评人，想表现自己比别人高。

当时在湖心亭为戚继光接风的人中，还有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两司马”之一的汪道昆的弟弟汪道贯。汪道贯是个天才文人，但运气还不如胡应麟，连个举人也不是，加上身体一直不是太好，所以脾气就特别的大。由于兄长汪道昆罩着，大家给他面子，甚至有人把他和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相提并论，就像把汪道昆和王世贞相提并论一样。

几杯酒下肚，汪道贯的少爷脾气出来了。他扫了一眼酒席上的来客，个个声名卓著，感到很有面子。只是有一人他看着很不顺眼，觉得今天是英雄聚会，这小子怎么也混迹其中？他看不顺眼的是谁？就是胡应麟。用东北话说，汪道昆的这个弟弟有点二，你看别人不顺眼少搭理或者不吭气不就完了吗？酒席散后，拍拍手大家走人，都有面子，多好。但汪道贯不是这样，他憋不住。

酒过三巡，大家正在兴头，汪道贯冷不丁向王世贞发难：“公奈何遽以诗统传元瑞？此等得登坛坫，将置吾辈何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意思是：元美先生，您怎么这样抬举这个胡应麟胡元瑞呢？你看这小子得意忘形的样子，哪天他来领导文坛，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面子呢？

竟然有这么不懂事的人。他不仅看不惯胡应麟，对王世贞也有意见。因为王世贞过于抬举胡应麟，不仅在各种场合公开称赞胡应麟，说他将来是自己的接班人，而且把他带到各种场合、介绍给各路朋友，帮助他建立人脉关系。胡应麟也投桃报李，在各种场合拍王世贞的马屁，说大明的诗坛有元美先生，就好像我们读书人有孔夫子一样。

胡应麟对王世贞的吹捧，王世贞对胡应麟的提携，其实有很多人看不惯，其中当然也包括汪道贯的哥哥汪道昆。王世贞不断提携胡应麟，显得汪道昆身边没人；“两司马”本来齐名，胡应麟如此吹捧王司马，那把汪司马置于何地？或许二汪兄弟平时就和人们议论过这件事情，甚至嗤之以鼻。

当然，还有一层关系，尽管王世贞和汪道昆互相称为“石友”，说他们之间的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但王世贞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对人们把他和汪道昆并称，把二人并称为“两司马”并不是太舒服。

这些瓜葛，这些微妙，人与人之间是常见的。只是谁也不会把这一层纸捅破，一经捅破，这其乐融融的气氛就破坏了。但汪道贯今天当众把这层纸捅破了。

汪道贯的不懂事，不仅破坏了酒宴上的气氛，也把二汪兄弟对王世贞的不满当众挑开。因为，他说的“吾辈”显然不只是表示他个人的不满，也代表着兄长汪道昆乃至更多文坛“同志”的不满。

汪道贯是同时向王世贞和胡应麟两人发难。王世贞虽然感到不快却没有表露，但胡应麟却血气方刚，怒目相视。胡应麟平生只服两个人，一个是王世贞，一个是“后七子”的另一位领袖李攀龙，其他人根本不放在眼中。这大概是所有狂妄自大之人的通病，他们总是以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认为自己读书读得多，博闻强记，罕遇对手。但他也不想想，就凭汪道昆二十岁中进士、历任福建巡抚、兵部侍郎，和戚继光一道打倭寇，他比得了吗？戚继光的“词宗”头衔尽管不那么名副其实，但别人的主业是带兵打仗，吟诗作赋只是副业。

胡应麟不管那么多，冲上去就要和汪道贯干仗。汪道贯尽管有病在身，也不示弱。眼看两人就要由文斗变为武斗，主宾戚继光坐不住了。

戚继光这次是由汪道昆兄弟陪着到杭州的，读书人他也接触得多了，知道越是没有本事的，脾气还越是大，自以为读了几本破书、编了几本破书，就乾坤在胸中。而在这个宴会上的文化人中，论文采，最有本事的是王世贞兄弟，论处理政务，最有本事的是汪道昆，他们的涵养多好。汪道贯虽然也有点本事，但和他的名气比起来，未免不符。胡应麟比大家晚了一辈，虽然名气也大，但还没有大到可以大动肝火的份上。这个时候汪道昆是56岁，王世贞55岁，戚继光53岁，这么多长辈在这里，轮得上你32岁的胡应麟如此激动吗？

因为王世贞、汪道昆等当事人不便出面，所以戚继光挺身而出。因为自己是局外人，比较超脱，又是远道而来的主宾，大家得给面子。当然这也是戚继光的性格，什么时候都是挺身而出。但这一次没有想到遇上了楞头青，遇上了麻烦。戚继光先是劝了劝胡应麟，让他冷静；然后又把汪道贯按下座位，回过头来再用“软语”劝说胡应麟。

但是，胡应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或者因为戚继光和二汪兄弟关系密切，又是一起来的杭州，所以他把戚继光看成了汪氏兄弟的人，看成戚继光是在劝偏架，把戚继光划到了敌对势力那一边。他放下主要的对手汪道贯，向着戚继光开火，对戚继光破口大骂，这在当时，就叫“文人骂座”。有人追记了当时的情形：

(戚继光)出软语两解之。胡大怒移骂，至目为粗人，戚惊避，促舆度岭去。满座不欢而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

戚继光好言相劝，胡应麟却将矛头转向戚继光。骂得最难听的，是骂戚继光为“粗人”。这可能是戚继光有生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年来第一次被人这样骂。

这些年来，人们都对他极其敬重，不仅称赞他剿灭南倭、抵御北虏，对国家有大贡献，还说他的诗写得如何有情趣，他的文章写得如何有气势，都尊称他为“元敬先生”，这还不够，还要加上“词宗”两个字。怎么突然就有人骂自己是“粗人”呢？是这个人过于粗鲁，还是自己本来就还没有进入文化人的圈子。过去人们这样尊称自己，或者是把自己当成武人中的文人、当成是粗人之中的细人？如果是这样，那在本质上，还是武人、还是粗人嘛。戚继光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当即起身，离席而去。不但离席，直接离杭州而去。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好事生非之人很快就把这件事情渲染开来，还添油加醋编成了剧本到处演出。这出戏的名字也取得格外吸引人，叫做“胡学究醉闹湖心亭，戚总兵败走万松岭”。

看来，一个行当有一个行当的界限，“跨界”可以，但得付出“跨界”的代价，戚继光也不例外。当然，即使有这个插曲，也丝毫不影响戚继光的伟大。而另外一个关于戚继光的插曲，则表现出人们对这位伟大将领的怀念。

几年之后，戚继光去世。当时京城北京流传一条“飞语”（即传言），把一些人品不好的言官称为“八犬”“三羊”，说是“若要世道昌，除去八犬与三羊”。“八犬”中的一位，是上疏称戚继光宜南而不宜北、导致戚继光郁郁不欢离开蓟镇的给事中张鼎思。其实张鼎思还是比较敢言的言官，对皇帝、对宦官、对佞幸都提出过不少批评意见，所以对自己被人编入“八犬”之列，十分意外、十分委屈。张鼎思又是个较真的人，书读多了，也读傻了，竟然就这种传言向皇帝上疏，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一定是有人陷害，把别人的名字换成自己的名字，使自己进入了“八犬”。结果，人们又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张换狗”。张鼎思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进入“八犬”的原因无他，只是因为他弹劾过戚继光。

 
作者：方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