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发展，“修昔底德陷阱”成为人们形容当代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的主要逻辑。其实，这只是西方国家对国际秩序的一种解释。2019年，中国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展示了亚洲国家对未来国际秩序的一种憧憬。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们也更应该注意亚洲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矛盾与摩擦的方法，因为这些逻辑也是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

在19世纪欧洲的殖民主义染指亚洲之前，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亚洲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国际贸易围绕着亚洲的生产圈进行，把中国及印度生产的产品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靠国际贸易与文化传播展开的。

历史上，中国保持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靠的就是贸易往来的纽带。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制造业生产大国，根据历史纪录，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的制造业生产占了世界生产的30%。当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正式贸易被称为“朝贡制度”，表面上这些国家在给中国皇帝进贡礼物，中国皇帝又返还给这些国家许多礼物。但中国皇帝给这些朝贡国家返还的物品价值远远超过它们进贡的礼物。所以，周边国家都希望能多来进贡。中国皇帝也利用这种心情来维持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与中国关系近的国家可以一年进两次贡，而与中国关系远的国家两三年才能进一次贡。

文化交流在亚洲国家也是和平地进行着。中国从印度引进了佛教，在中国与传统的道家及儒家文化结合后，演化出了禅宗——一种顿悟的方法，又输出到了日本与朝鲜。同样，文字、数学等因素都是在和平的交流中在亚洲国家之间传递的。历史上，除了气候变冷造成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战争外，亚洲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情况很少，大大少于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各国之间发生的战争。亚洲国家从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使亚洲在几个世纪里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中心。亚洲文化强调克俭、勤劳和集体主义，强调互相帮助以达成家庭兴旺，最后有助于国家的兴旺。

冷战结束后，中国及印度都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中印的工业化又使世界经济的中心重新向亚洲转移。当我们回顾这些年亚洲地区的发展，我们会发现，追求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是亚洲地区的特点。在发展过程中，亚洲国家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共同体，已经建立了许多地区合作的机制，合作达成更好的发展已经成为亚洲国家的共识。

全球化是西方国家开始推动的，但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的发展陷入了停滞后，西方舆论却把全球化批判为它们国内各种问题的根源。这是典型的非黑即白的两分法分析，但这不是亚洲人的分析方法。中国人认为，全球化能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能给世界各国都带来好处。西方国家之所以出现了贫富分配严重不均，是因为政府缺位，没有能够调控好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要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用政府间合作管控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让它成为能给社会各阶层带来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工具。

中国与印度这些亚洲文明型国家不会在意西方人谈论的“修昔底德陷阱”，它们关心的是如何向更好的生活方向发展，如何才能使国家更加富强。建立在这些价值观基础上的亚洲国家可以依靠构建“利益共同体”来化解矛盾，亚洲发展会成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例。从中国召开两次“一带一路”高层论坛的效果来看，第二次高层论坛的参与者比第一次更多，与中国签署各种合作协定的国家代表，第二次比第一次翻了一番还多。如果美国执意要与中国“脱钩”，而中国却要与世界上更多的国家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挂钩”，那未来世界经济会变成怎样？
作者：丁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