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大街小巷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中的一点就是植物。行车主干道的两旁，多是金黄的银杏和叶子宽大的法桐；比较大的胡同，是国槐和洋白蜡的地盘，有些百年古树足有合抱之粗；而更小的胡同，则是“石榴树，月季花，葫芦蔓子爬满架”。

八大胡同一带，就是这种旧京风貌。几根铁丝和木条，在胡同两侧的墙头之间搭起架子，葫芦和丝瓜在上边肆意蔓延。即使在清冷的暮秋，仍有绿油油的丝瓜和黄色的小花掩映在叶子中间，给青砖灰瓦的胡同增添了不少生趣，很有些写意画的情致。

而今到北京的游客，提及胡同，首必称南锣鼓巷、烟袋斜街，无一日不熙熙攘攘，各色酒吧、纪念品商店、卖网红小吃的摊档密密匝匝。相比之下，八大胡同却还带有淳朴的胡同style，除了服务邻里街坊的小卖部、小吃店之外，仍以居民为主。遥想百多年前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的繁华，着实令人感慨。

论知名度，八大胡同超过八大山人，盖有雅俗之分，不可强求。余秋雨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某次考试出题评析八大山人，有考生回答是八位潜迹山林的隐士。八大山人并非八个人，但其实八大胡同也并非八条胡同，实则泛指前门南大栅栏以西一带。虽然有些词条或文章会列出具体八条胡同名称，但各种版本不一，总数加起来不止八条。不过在大多数版本中，都包括了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胡同、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等。
徽班进京落脚地

二百多年间，八大胡同被打上了浓重的标签，是纸醉金迷的风月场、夜夜笙歌的销金窟、花街柳巷的代名词。坊间市井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那些风流韵事。而八大胡同在文化史上的那段黄金岁月，却反而被人淡忘。

诚然，这里的确是昔日的“红灯区”，从胡同的名字就可窥一斑。胭脂胡同因售卖胭脂水粉的店铺而得名，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烟花女子。而被胭脂胡同中穿截为两段的东、西壁营胡同，原名皮条营胡同。西壁营胡同是一条死胡同，10号院据说是做臭豆腐闻名的王致和家，尽头墙外就是纪晓岚故居。

纪晓岚故居以东，有一条只有三十多米的小胡同，这就是胭脂胡同。沿着胡同走到头，便与百顺胡同交接，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路口的东南角墙上，醒目地竖立著三块拼接的红铜浮雕，表现的是京剧《借东风》中领令旗的场面，诸葛亮羽扇纶巾，周瑜两道锦鸡翎子飘逸潇洒。浮雕顶部雕著一句俗语：“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

这句话，最真切地概括了八大胡同的历史地位。其实，八大胡同最应该被纪念和缅怀的地方，绝非那上百家各色妓院，而在于其是京剧发展史上无可超越的丰碑地标。这里不仅是徽班进京的落脚地，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等京剧史上最顶级的“大咖”几乎无一不在此留下足音。不过，精美的浮雕上方，是锈迹斑斑的电箱、成捆成堆的通信电缆，旁边是铁窗护栏和空调外挂机，连一点花花草草的点缀也没有，很有些煞风景，似乎也是反映了京剧的现状。

从乾隆年间陆续开始的四大徽班进京，被认为是拉开了京剧二百多年波澜壮阔发展历程的序幕。当时的四大徽班，都住在八大胡同，三庆班在韩家潭，四喜班在陕西巷，和春班住李铁拐斜街，春台班住进了百顺胡同。于是，这里成了京剧的摇篮和福地。
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

八大胡同究竟是哪八条，众说纷纭，但不论哪种版本，都有百顺、韩家潭。百顺胡同在明朝时名柏树胡同，清朝以谐音改为现名，取“百事顺遂”之意。东与陕西巷相接，丁字路口的拐角墙上同样有红铜浮雕，表现的是京剧另一出经典剧目《四郎探母》。浮雕之前立有一位京剧琴师的雕塑。

短短两百多米长的胡同里，38号是武老生迟月亭故居，40号是武生俞菊笙故居，而36号是就是“伶圣”程长庚故居“四箴堂”，同时也是三庆班旧址。小院是朱漆小门，在近几年的胡同改造中重新粉刷，现为居民区。程长庚是京剧第一代演员中老生“三鼎甲”之首，曾担任三庆、四喜、春台三班总管，彼时的这座小院，堪称是京剧的中心了。

程长庚演戏时常以“四箴堂程”署名。他的戏路极宽，有戴“十头网子”之称，足见其文武全才。因京剧角色分工最早除了生、旦、净、末、丑，还有副、外、杂、武、流，共十行，这十行角色都须头戴网子，故名“十头网子”。那时的四箴堂不仅是京剧的艺术交流中心，也是人才培养中心，热闹非凡，再看今日没为一寂寂无名的大杂院，不禁让人心生“旧时王谢”之感。

四箴堂对面的百顺胡同38号，是青衣泰斗陈德霖故居。如今的小门也只有约一米宽，但两边还留有两方拴马石，雕有莲瓣，如旧时之物。穿过狭窄的过道，小院四四方方，虽破旧，但尚整洁朴素。天井搭着丝瓜架，铁丝上晾晒著被褥，墙根摆着辣椒花，还有冬天生炉子用的木柴和煤球夹子，门窗玻璃上糊满挂历纸，透著浓浓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气息。

陈德霖也曾入四箴堂科班学习刀马旦，后又师从田宝琳学青衣，同时搭三庆班演出。传言他在升平署当差期间，暗中仔细观察揣摩慈禧太后的举止，运用融入《雁门关》萧太后的形象，大得赞赏。

陈德霖有“老夫子”的称号，皆因其广种桃李，提携后学，王瑶卿、梅兰芳、王蕙芳、王琴侬、姚玉芙、姜妙香并称为六大弟子，尚小云、荀慧生也都得其指教。“通天教主”王瑶卿故居在临近的培英胡同（原马神庙街）20号。

百顺胡同墙上的指引牌介绍，梅兰芳曾在百顺胡同读私塾，1900年也曾迁居这条胡同，与杨小楼为邻。在此之前，他住在临近的李铁拐斜街（今铁树斜街）101号院，即其祖父梅巧玲故居，那也是梅兰芳的出生地。而今院落经过整修，青条石的门楼和狮头抱鼓石，黑漆大门上金字隶书“门庭香且宝，家道泰而昌”对联，显得比陈德霖故居要气派得多。

看着地图上密织交错的一条条胡同，宛若一部京剧发展的路线图，千丝万缕的流派渊源、脉络传承、成长轨迹，尽在其中。
伶人风骨艺海留名

常有人将京剧演员称为“唱戏的”，认为不过是供人消遣娱乐的行当，实则大谬不然。昔日那些在住在八大胡同、出入各大戏园乃至深宫大院的名伶，侠肝义胆者层出不穷。

戏曲研究家任中敏《优语集》中曾记载了程长庚的一段轶事，读来痛快淋漓。程长庚某次为都察院演《击鼓骂曹》，彼时内忧外患，国将不国，而达官显宦却尸位素餐，依旧声色犬马。程长庚忧愤之下，在演到祢衡挝鼓怒斥曹操时，指著堂下一众官僚痛骂：“方今外患未平，内忧隐伏，你们一般奸党，你们一般奸党尚在此饮酒作乐，好不愧也！有忠良，你们不能保护；有权奸，你们不能弹劾。你们一班奸党，尚在此饮酒作乐，好不愧也！”慷慨激昂，几至怒发冲冠，目眦尽裂。

在程长庚百顺胡同寓所往西，拐弯分叉出两条胡同，分别是大百顺胡同、小百顺胡同，这居然是三条不同的胡同，如此命名，实属罕见。而更奇特的是，小百顺胡同自然比百顺胡同短小，而大百顺胡同却不比百顺胡同大，十分有趣。这大、小胡同都很短，向北延伸通向韩家胡同，也就是昔日八大胡同中名头最响的韩家潭胡同。

韩家潭胡同的得名来自于康熙年间礼部尚书韩菼居于此。康熙十二年，韩菼参加殿试，在时务策文中直斥三藩拥兵自重，应及早撤藩，正中康熙皇帝下怀，被钦点为状元。然而使韩家潭名声大噪的却是后来的另一位皇帝——同治。韩家胡同遍布“南班”妓院，包括环采阁、金美楼、燕春楼、美仙院、庆元春等20多家。众多清代野史，几乎众口一词指同治皇帝乃是“韩家潭嫖野鸡”得梅毒而病死。

1949年后，北京市政府取缔所有妓院，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设有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1965年北京整顿地名时，由于韩家潭秽名远播，应群众要求，改名韩家胡同。昔日的脂粉气息，如今早已烟消云散，杳无痕迹。

韩家胡同也是京剧名伶聚集地，刘赶三、王琴侬、白云生都在此居住，尤以刘赶三的“段子”最多。刘赶三在韩家潭寓所自营保身堂，门下弟子众多。

刘赶三原名刘宝山，曾在韩家潭三庆班演毕，由前门进内城，再到隆福寺景泰园、东四泰华园演出，一日连赶三场，同行遂以“赶三”呼之。“同光十三绝”中，他的扮相犹如大观园中的刘姥姥。

自同治至光绪年间，刘赶三曾与程长庚同任梨园行精忠庙庙首，丑角担此重任，唯其一人。他“击鼓骂曹”式的轶事比程长庚多得多。《栖霞阁野乘》记载，光绪初年某次演戏，刘赶三扮鸨母，高叫：“老五、老六、老七，出来见客呀。”当时京城妓女均以排行相呼。但这场戏台下坐着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在道光皇帝众皇子中恰排行五、六、七。

刘赶三显然是在借插科打诨揶揄三位王爷。恭王性格洒脱诙谐，听完大笑。醇王（光绪皇帝生父）为人恭谨，虽心中不悦，但隐忍不发。而惇王个性严正，眼里不揉沙子，听到此大怒，叱曰：“何物狂奴，敢无礼如此！”立刻吩咐侍卫将刘赶三拉下台来，重杖四十。

刘赶三对家国之事颇有正义感。甚至对于皇帝，他也敢在嬉笑中嘲讽，颇有黄幡绰、敬新磨遗风。同治皇帝患梅毒而崩，在京城街知巷闻，但慑于皇家威权不敢明言，讳莫如深。而当时刘赶三恰在阜城园演《南庙请医》，饰庸医刘高手，作科白曰：“东华门我是不去的。因为那门儿里头，有家阔哥儿，新近害了病，找我去治；他害的是梅毒，我还当是天花呢，一剂药下去就死啦！”

闻者咋舌，规劝他小心行事，否则“尔死不知其所矣”。但刘赶三正襟曰：“穆宗在位，不因民困而求救拯之方，乃花天酒地，致酿恶疾，祸由自取，可以蒙一隅之听闻，而不可蔽万方之耳目。”戏剧史学者任中敏曾评价：“清优人之大胆，无过赶三。”

但这种口无遮拦，终引来祸水。甲午战败，一时间成为舆论公敌，被指责丧师辱国。时年已78岁高龄的刘赶三，在湖广会馆唱堂会时，“植入”了自编的“拔去三眼花翎”“剥去黄马褂”等唱词。李鸿章子侄辈多人在台下，怒不可遏，吩咐家丁数十人，伺于门口，等刘赶三演完出门时，蜂拥而上，拳足交加。刘赶三回到韩家潭家中已不省人事，未几去世。
京剧圣地历史绝响

与韩家胡同成丁字形相接的是大外廊胡同。胡同最北端的1号，就是谭鑫培故居，距离百顺胡同程长庚故居仅数百米。程长庚唱腔古朴沉雄，人称可“穿云裂石”。晚年，程长庚曾对义子谭鑫培说：“子声太甘，近于柔靡，亡国音也。我死后，子必独步，然吾恐中国从此无雄风也。”果然，在程长庚之后，柔美婉约之风越来越成为京剧的主调，高亢雄浑反而渐渐成为陪衬。

自1863年谭鑫培随父亲谭志道在京城广和成搭班演戏算起，又历经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谭家七代都从事同一戏种，一脉相承。谭家从清末咸丰年间便在此居住，直到“文革”期间从老宅搬出，前后住了六代人，长达130多年。百年之前的1917年5月15日，谭鑫培就病逝于这处大寓所。

当年的老宅朱漆大门，有6套院子，共有房子46间半。而今这里住着20几户人家，东院正门仅是一米多宽的小门，过道还被肆意攀援的树藤占去一角，成了扇形。最醒目的是老宅西院一幢二层的西式小楼还在，这是当年谭家未出阁的女眷居所。朝北、朝西的窗户，都有拱形上沿，但几经改造，有的是中式窗棂安装铁栅栏，有的是塑钢推拉窗，有的已用水泥砌死抹平，几台空调外挂机安装在墙上，不复昔日典雅。谭元寿第三子谭立曾说过：“父亲因为怕伤感，离开68年从未回来。”如今北京市计划将谭鑫培故居腾退修缮，改建为京剧博物馆。

八大胡同之所以成为昔日京剧圣地，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这片区域东邻前门外大栅栏商业区，西邻宣南坊的文人聚居区。文化和商业的相互薰陶浸染，催生了京剧之花繁荣绽放。

但如此一片难得的艺术沃土，终未能抵挡历史大潮的淘漉洗刷。岁月变迁中，旧有的业态消逝，风光不再，历史发展的断层无可弥合。只有胡同墙上橱窗宣传栏里“京剧从娃娃抓起”的标语和照片，让人在无比的惋惜中聊添一丝欣慰。

文 马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