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过去的总结和对未来的预见，都必须拥有全球化的视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与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比如今年两会刚刚宣布的减税降费政策，与当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其实就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回应。

有高潮，有低落，有反复的纠缠摩擦，这都是全球化过程中的自然表现。中美之间的争端面临着利益、体制和文明的三重陷阱，其根源总是各个主体对权力和利益的无止境追求，双方最终要寻求一个平衡的支点。

从宏观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逻辑体现在四个维度：需求、供给、分配、投资。首先回顾过去四十年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需求包括内需与外需。外需增长基于全球化3.0，即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技术和资本，与中国几乎无穷供应的劳动力相结合，制造出的产品销售到全世界。内需增长则基于城市化1.0浪潮，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房地产开发等打造新区的新城模式，其实质是土地的城市化。供给问题的解决同样包括两方面。一是工业化2.0，利用人口红利、土地资源，用市场换取资本与技术，使产能爆炸式增长。二是信息化1.0，搜索、社交、电商等信息化基本场景应用发展迅速。在分配体系上，这一轮发展造就了地产大亨和科技新贵的崛起。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在0.46左右，财富基尼系数已达0.8左右。而投资的目标，自然也就是符合以上“四化”趋势的企业。

以上问题的解决有一个完整的体制和机制的支持。在体制方面实现了市场化转型，其关键在于产权的明晰和市场配置资源两方面。并且通过加入WTO将中国的市场化引导到全球层面。增长动力来自两根支柱，即财政和金融。分税制改革造就了土地财政和城市化浪潮；金融方面，由央行决定整个基础货币的扩张能力，商业银行则构成了主要的资金来源。

过去的成功自有其原因，但是必须看到它所遗留下的问题与隐患。城市化1.0的核心聚焦于土地，但拒绝了人。3.5亿农民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难以享受城市化带来的福利。全球化3.0与工业化2.0使得中国与世界深度捆绑，又限于低端制造业的结构位置中。信息化程度则局限于一些基本的应用场景，但高度的数据垄断则正在产生，未来数据垄断可能是垄断的终极形式。镀金时代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腐败问题，还要面对沉重的地方债务和高强度的泡沫问题。并且给个体和社会带来了普遍的焦虑和价值观的紊乱。

税制改革的不彻底，使得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问题恶性循环，越来越陷入死结。基础货币的投放仍与美元挂钩，为应付波动则不断动用准备金率武器。在历次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宏观政策层面的宽松与紧缩带来的边际效应日益下降，继续依赖这些手段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激励在微观层面的改革创新，提振私营经济。商业银行的投资过于规避高风险项目，只适合大规模的城市化和传统的工业化，在激励创新方面无能为力。

未来的变化体现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除了更大的房子和更好的车子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法制、正义、公平以及其他非经济方面的诉求，对医疗和教育资源分配的需求，以及对服务业标准提升的要求。与此相对，供给方面的主要矛盾在于其不充分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原因在于发展的水平仍然不够高，不平衡则包括了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区域不平衡，以及收入分配的不平衡。

这就要推进全面升级。从全球化3.0进入全球化4.0，由过去人与物的全球流动与连结变为数据的连结。从城市化1.0奔向城市化2.0，促进以城市群为核心的深度城市化，让3.5亿农民工有机会落户在城市群。工业化2.0向工业化4.0跨越，利用新的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变革。而信息化2.0则代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深度应用以及下个十年核心的5G+IOT技术。从投资角度来说，未来我们投资要寻找的新“漂亮50”，一定是致力于核心技术、研发、创新驱动的。在医疗、卫生、保健、军工等领域，未来一定会涌现出大市值公司，这就是投资的重点。
作者：邵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