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40年后的今天，中国需要用更大的和更为公平的开放，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美之间的摩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的60%，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超过美国。经济总量接近后，原来的互补关系就变成了竞争关系，这是权力冲突；再者，还涉及到不同体制和发展模式的竞争，美国将“中国模式”诠释为：对内是“国家资本主义”，对外是“儒家重商主义”；第三，还涉及到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化跟犹太-基督教文明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两种话语体系，容易产生误解。所以，我将中美之争，称作三重“修昔底德陷阱”。

如何才能避免？笔者认为，可以从冷战吸取教训，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美苏争霸，是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最好副本，它实际上也涉及到三重冲突。后验地来看，好像是不可避免的，实际并非如此。从现有史料来看，冷战结束前后，苏联在东欧的一系列动作，都是为了建立战略缓冲地带，本意是防御性的。但在那个格局下，很难让美国相信。所以美国态度最先出现转变，并采取了一些对抗性的动作，比如切断了对苏联的援助。面对美国的转变，苏联变本加厉，变得更为封闭和保守，原有的一些开放措施，全都抛弃了。斯大林只相信共产党，走了意识形态的极端。这才陷入了恶性循环，让美苏之争变得不可调和。

所以，笔者认为，在当下这个历史当口，用“改革开放再出发”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是正确的。

开放的意义，除了可以与美国良性互动，还在于它能够带来新技术、新理念，还有新市场。除此之外，与国际标准接轨也能够给中国带来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压力，把这些压力都转换成改革开放的动力，这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的经验。所以，我们需要更自信，更大规模的对包括美国或者其他的贸易伙伴做更大的开放，内容包括市场、人员和思想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开放的过程中加强自己的特色和融合的程度。

但是，在开放的过程中，目前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全球化的转向，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主要表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怎么样去开放，向谁开放，就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具体的建议，首先是维护多边体系，以WTO改革为代表。不可置否，中国是WTO的最大受益者。但早在10年前，许多国家就对WTO的制度设计提出了批评，认为其效率低下。美国当局发动贸易战，其中一个诉求就是改革WTO。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都提出了明确的建议，中国需要迅速参与这个过程，还寄托于原来的拖延战术，恐怕不行，特别是对于WTO所关注的一些重要短期的命题的讨论，笔者觉得要迅速参与进去。

其次，尽快加入CPTPP、RECP之类的一些多边的贸易谈判，特别是发达国家发起的一些贸易谈判，这里面提到的一些标准，像环境、劳工等，要尽量靠拢，这些标准本身意味着进步，同时这也为多边谈判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

第三，尽快实现竞争中性的承诺，因为开放的最大一个阻碍还是制度的歧视，或者是实际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偏好，对包括外资和民营在内的企业，放开非安全领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准入，比如互联网领域等等，这样才能平息海外在这方面对中国的众多批评。
作者：邵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