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墨菲定律，该来的总会来。2018年就是“到来”的一年。危机宿命论者看到的是阿根廷和土耳其的货币危机即将引爆全球经济危机；民粹主义者看到的是精英政治的节节败退和主流民意的改弦更张；新经济拥趸者看到的是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在创新大潮中陆续出现。

对于中国而言，今年的特殊性在于，一是逆全球化根本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使得向内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通过进一步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成为必需。二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的各种问题相继浮出水面，用发展来解决问题的传统做法失去了资源，通过增量来调整存量的空间受到抑制，启动新改革的成本高企。简言之，我们目前面临的局面是：在一个相对困难的时刻，必须去啃改革的硬骨头。

“顺周期”政策困境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不啃硬骨头。相机抉择一直是我们的法宝，水多了放面，面多了兑水，“逆周期”调控从来就是我们的经验。但是当下的困境是，一方面，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直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亟需采取政策去补救和规范。另一方面，在经济总体下行的背景下，任何规范、收缩性的政策，都会进一步带来紧缩的效果，导致局部问题暴露，甚至引发区域性风险。也就是说，我们被迫走进了一个“顺周期”政策的尴尬境地。比如，只要坚持去杠杆，就没有大水漫灌的空间，就会在经济放缓的基础上进一步拉低经济增长率；若要在目前增长模式上继续逆周期保增长，就无法有效实现去杠杆的目标。再比如，近期频发的P2P爆雷，就是之前若干年放任有实质存款和贷款业务的机构以创新的名义无底线扩张的结果。但是，在当前情况下全面收缩互联网金融，可能会触发这些机构的挤兑风险，造成更大范围的流动性风险和信用收缩。在社会治理方面，我们也面临类似的困境。近期引发较大争议的社保新规，即缴纳基数从基本工资转向全口径工资总额，征缴部门由社保转为税务部门，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规范化操作，如果是在经济平稳时期推出，可能是一个去除积弊良方，但是在当前小微企业相对困难的情况下，就被舆论解读为进一步增加企业负担的恶政。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呢？原因在于，多年的相机抉择，让我们始终忙于应对当期问题，勤于聚焦具体事务，而疏于重检长期的规则秩序，重新界定行为边界。等到经济退潮或者“杠杆”去化，需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时，却发现缺乏一个清晰的规则体系和行为准则来说明谁应该付出代价，用什么方式付出代价。最终结果，要么政策陷入“顺周期”，经济被系统性风险绑架，拆除一些风险隐患难免投鼠忌器；要么经济体中的强力部门依靠优势地位先行上岸，代价由资源短缺的一方承受，导致公平受损，社会矛盾累积。

在诸多行为边界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来都是关键。这个关系决定了生产活动中要素分配的机制，决定了市场主体对产权归属的预期，决定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相对地位。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但是，从当前情况来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仍然处在“说得清、看不明”的状态。在实践中，我们时时都能感觉到政府无处不在的身影。

过去十年，如果说，有哪一个机构能够全面、深刻感受到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胶着、政策调控的起伏，那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莫属。1998年启动的国有企业改革，将大部分国企推向了市场，不再直接承担政府职能。但是十年前的四万亿刺激计划，直接催肥了地方融资平台这种政府背景的机构，十分自然地填补了当年国企从政府身边撤退后留下的真空。从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看，这类机构介于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成为直接履行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同时又可采用市场方式获得融资，还能作为地方投资控股主体开展经营活动而不受市场诟病。这类机构是政府调控作用的亲历者和操盘者，是政府行为边界扩展的得力帮手。即便如此，由于行为边界的缺失，十年来，其自身也逃脱不了顺周期政策困境的尴尬：当政府和市场资金充裕的时候，地方融资平台的钱也多到花不完；当资金紧绌的时候，平台也无法及时低成本融资。当基建优先的时候，它们十分重要；当风险突显的时候，它们被人人喊打。终究，地方融资平台也只是战术性的平台，只要没有从根本上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它们将面临其他市场主体一样的命运，那就是，因问题而生，因问题而荣，也最终会因问题而陨。近年来爆发式增长的地方政府产业基金以及PPP投融资平台，都将走在相同的道路上。

改革不等于纠错

既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那迎面来个改革岂不正好？正所谓“倒逼改革”，改革不正是为了纠错吗？是的，我们的改革通常是为了纠正时弊而推出的。甚至有人戏称，改革是尿壶，尿急了就拿出来用一用；没有尿意了，就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经济运行有急症，也有顽症。当没有出现急症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就不那么重要了，增量也足以能够掩盖深层次问题，改革的节奏就会停一停。这种应对式的改革不可或缺，但是缺乏战略性、结构性考量，也不能呼应长远视角的改革需要。如果改革都是为了纠错，就很难理解特朗普在当前这个时点急切地在美国推出减税措施，全力发动贸易战，废除前任医保法案等改革措施。是美国经济出现大的问题了吗？显然不是，此轮美国经济复苏超越以往任何一轮，美国股市也处于有史以来最长的牛市当中。

对于中国而言，40年的改革开放的确创造了伟大成就，物质短缺这个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各类要素市场、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市场化机制也在发挥作用，容易达成的改革都已基本完成。此时，政府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一步下沉，继续就问题而谈问题，仍然由政府去主动发现和定义从宏观到微观的问题，并主导资源配置和纠错过程。但是，鉴于认知的局限性和政府行为天然的扩张性特征，我们最终难免会陷入“顺周期”政策困境。政府的第二种选择是后退一步，从问题中脱身出来，充分利用时间窗口，以建立和完善纠错机制为要务，以界定各方行为边界为着眼点，充分还原市场主体功能，让各主体在行为边界里面，通过市场的力量去纠错。

理论和实践证明，在经济发展初期，通过政府进行集中规划、调度、实施，是有作用有效率的。但是当经济主体功能培育到一定程度，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囿于集中统一认知的局限性，集中统筹的作用就会捉襟见肘，释放市场的活力势在必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将同时面临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挑战，单纯依靠政府事必躬亲去纠错，恐怕事与愿违，力有不逮。

供给侧主要是生产率问题。保罗•克鲁格曼曾经说过，生产率不等于一切，但长期看它几乎意味着一切。(图一)是近40年以来中日韩三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对比关系。假设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为1，那么目前中国相当于美国40%的水平，韩国为60%，日本为70%。韩国最高曾经达到70%，日本曾经超过80%，而中国的40%已经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且近十年来一直在这个水平上原地踏步，急需寻找突破的途径。

图一、中国、韩国、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对比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 9.0

从GDP总量上，中国还在以相当可观的速度增长，超越美国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从效率上看，中国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目前还看不到超越美国的可能性。中长期来看，效率问题还可能成为总量增长的障碍，使得总量增长进一步放缓甚至停滞。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完全有必要的。目前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于，供给侧改革仍然是由政府来主导和推动，还是由市场机制来出清？质量变革是通过政府反复试错和纠错来完成，还是建立一个纠错机制让市场主体去通过竞争实现？

从需求侧来看，中国的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图二），这将深刻影响到经济的实物需求。房地产、汽车、手机等完整产业链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将逐步弱化。典型新经济企业的月活跃用户（MAU）增速也在下降中。未来，如何在健康、医疗、教育、娱乐、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培育新的产业链，激发新的市场热点，满足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成为当务之急。

图二、中国人口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

资料来源：Wind

需求可以引领供给、优化供给，这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自然结果。但是这个作用发挥的前提是价格信号是真实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的。脉冲式、运动型的需求侧刺激和改革措施通常会扭曲价格信号，导致行业发展的错位。比较典型的是近十年的新能源行业补贴，在补贴对象、补贴范围、补贴额度及补贴区域上反复调整和纠错，最终还是导致细分领域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依靠补贴生存的高成本、低品质产品频频出现，而代表行业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仍在探索当中。

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有言：“治大国，若烹小鲜。”“烹小鲜不可扰，治大国不可烦。烦则人劳，扰则鱼溃。”即在锅里面煎小鱼的时候，不能频繁炒动，否则小鱼就散了；治大国也一样，政令不能过于反复。引申出来，改革进行到目前阶段，很难再按照摸著石头过河的思路展开，应尽量减少政府主导的试错和纠错，核心是要回归到规则上来，合理、清晰地界定行为边界，实现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改革目标。

作者：胡斌 招商局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