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回顾2018年的中国大事，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还是社会、文化、民生，“税”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热门字眼。最大规模党政机构改革中，税务体制作出重大调整，国税地税合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及企业减税降费，都在争议质疑声中艰难前行，牵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事关所有企业和老百姓。崔永元揭发的“阴阳合同”，捅破了影视行业天价片酬背后的涉税黑幕，娱乐圈新税制呼之欲出。中美贸易摩擦步步升级，加征关税规模增至数千亿美元级别，将两大经济体拖入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战，对整个世界经济和国际格局的影响不容忽视。

9月18日的中国新闻，焦点就是一个“税”字。为反制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宣布对60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同日，总理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把已定减税降费措施切实落实到位，确保社保费现有征收政策稳定。

次日，李克强在天津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时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研究明显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同时要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税负降低、实际收入增加。同样在1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医疗保障局等四部委相关负责人联合发声称，改革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

实际上，翻开9月份西方各大主流报纸的版面，有关中国新闻也都与“税”有关。例如，9月14日当天的法国各大报纸，关于中国的新闻主要就是两件事，一是《费加罗报》报道中国著名影星范冰冰因涉嫌逃税，已经“失踪”了两个多月；二是《回声报》关注到美国在华企业深受贸易战加征关税的影响。

不可承受的税负之重

“税”之所以拥有了如此高的曝光度，与中国当前“内外交困”的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宏观经济下行，贸易摩擦加剧，企业经营困难，居民获得感偏低，引发了整体的焦虑乃至恐慌。

在9月中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经济学家盛洪直言：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盛洪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市场化过程焕发出了巨大的效率提高和财富的涌流。在市场化的初期，政府还是按照过去计划经济当中的参照系去分割国民收入，宏观税率比例比较低。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政府分割国民财富的机制却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分割比例越来越高。大约从2010年以后到现在，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12个百分点。加上土地财政和更广义的社保等，构成宏观税负，税负高到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

盛洪指出，今年上半年，一般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比GDP要快，比重在增加。2017年土地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往年。最近的税改，虽然减了个人所得税，但把社保资金等从人保部转移到了税务局，实际上提高了很多地方的劳保交款比率，增加了宏观税负。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减速，高税负的问题变得愈发严峻。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纳税指数2018》对全球190个经济体进行测试；测试的样本为中型私营企业。在这个反映企业税费负担指标的总税率排行中，中国排行第12，远高于法国的第20和德国的第44，而美国仅排第67。美国的这一排名，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特朗普的减税大礼包。

特朗普打响“减税竞赛”

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正成为受中国官方抨击最多的外国领导人。在先后对2500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美关系跌到了近年来的谷底。而贸易战还远未“见底”，白宫依然威胁将继续扩大加税规模。

与中国官媒的口诛笔伐相比，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却扶摇直上。其赢得民心的一大手笔就是在对外大规模加税的同时，对内大规模减税。

特朗普去年底签署了税改方案。这是继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之后，30多年美国政府推行力度最大的税改。该法案使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9.6%下降到37%。美国企业受益更大，税率从35%降至21%。而美国的跨国企业则获益于跨境税制的改革。美国企业海外利润汇回税税率从35%降至14.5%或7.5%。

减税为企业带来额外的现金流，促使企业增加投资，个人增加消费，两者都将推动经济增长。这也是美国“再工业化”国策的一个缩影。通过降低税收，最终目的是在全球化竞争中吸引更多企业到辖区内投资办厂，吸引投资和本国企业的资金回流。新税法公布后，苹果宣布把3500亿美元回流美国进行投资，并计划雇佣2万名员工。埃克森美孚公司宣布在美投资500亿美元。

特朗普因而毫不掩饰得意之情：“这让美国企业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惧于国外竞争对手，并能够获胜。”

特朗普此举的影响远远不限于美国国内。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大幅度减税，在全球范围掀起一轮“减税竞赛”。英国、日本和印度都开始或计划进行减税。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要留住自己的制造业竞争优势，也为了留住企业。在美国的新税制之下，不仅美国企业受益，也吸引外国公司将总部设在美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这场“减税竞赛”中自然无法做袖手旁观的看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指出，中国制造业过去是在垂直分工结构之下，美国在中上游，中国在中下游。“再工业化”或造成中美正面的产业竞争，中国将面临很大压力，如果国内财税体制不改革、税负水平不下降，特别是体制机制不转变，制度成本居高不下，中国将很难保持某些领域的竞争优势。

特朗普的税改还吸引中国资金流向美国，可能对中国汇率产生贬值压力。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抱怨中国国内税率太高，反而在美国办的工厂利润率要更高些。虽然美国的人力成本仍然远高于中国，但天然气等要素成本和税负低于中国，突显出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困境。

中美关税大战要进行到底？

在对内减税的同时，特朗普正在誓将加征关税进行到底。9月17日，美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随后决定对原产美国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之前，美国已经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了关税，中国也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了报复性的关税。

目前，白宫已经拟定三阶段贸易战略。第一阶段，从今年9月24日至12月31日，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关税；第二阶段，2019年1月1日起，对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让中方与企业明显感受高关税压力；第三阶段，如果中国对美国农民或产业进行报复，美国将对额外的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届时贸易战将覆蓋所有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战火全面燃烧。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9月18日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新的关税旨在改变中国的行为，并为在中国的美国公司提供公平竞争环境。中国对美国出口是进口的5倍，因此中国已没有“弹药”报复美国了。

特朗普表示，虽然自己不希望中国市场下滑，但中国市场在三个月内下跌了32%，“我们的市场在猛涨，他们的在崩溃”，中国有压力要跟美国达成协议。罗斯表示，依然希望与中国进行建设性谈判。但是外界注意到，美中两国前几次接触都没有就结束贸易战达成引人瞩目的成果，并且接触级别在下降。

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贸易争端并不是突然出现的。美国认为，自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没有遵循当初入世时的协定，履行应该做到的义务。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威廉•扎里特表示，在开放经济方面，中国并没有像对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那样完全透明，虽然宣称市场开放，但仍设有壁垒。

持保守力场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专家戴瑞克•斯泽茨认为，美中贸易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让中国加入WTO，导致大量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到中国。这就是根本原因。这场贸易战实际上是在为2001年、2002年和2003年打。

斯泽茨认为，中方并没有搞清楚本届美国政府和往届政府的差异之所在。现在的总统对美中贸易和奥巴马甚至小布什时期相比有了很多变化。前两任总统不怎么关注美中贸易，而现在贸易问题是由特朗普总统亲自做决定，直接参与决策，过去不是这样。

贸易战升级的前景加剧了不安情绪。法国《回声报》报道指出，60%以上的美国在华企业表示受到美中贸易关税的影响。在中国的美国商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在华企业受到双重困扰，一方面是中国的报复性措施，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为危害中国经济而加征的关税。面对不确定的前景，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准备推迟、甚至考虑取消投资决定。

国务院常务会的固定动作

中国国内情况也不容乐观，“类滞胀”的苗头已然显现。从增长指标来看，消费、投资数据出现下滑，工业生产依然偏弱，30个主要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小幅下滑，外需也由于中美贸易摩擦而呈现不确定性。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始于石油冲击的滞胀困局，GDP增速与工业生产指数多次下滑，甚至出现了负增长。里根政府颁布《经济复兴计划》，主要在宏观经济政策、社会福利制度、政府管制等三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采取结构性减税、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税率，加强货币管制，收紧货币政策。依靠“里根经济学”，美国成功走出了滞胀阴影。

京东金融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从长期看，为防止落入滞胀，中国应借鉴“里根经济学”，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困局，加大基建力度不如减税，财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是中国避免陷入滞胀的关键。

进入2018年下半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有关减税降费问题，几乎成了每周一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固定动作。

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今年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汇报，决定再推新举措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因去产能和调结构等政策性停产停业企业给予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为鼓励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从今年9月1日至2020年底，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信额度上限，由此前已确定的500万元进一步提高到1000万元。

9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落实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的配套措施，为广大群众减负，完善政策确保创投基金税负总体不增；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各地要一律保持现有征收政策不变，同时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

9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度要求，把已定减税降费措施切实落实到位，决不允许拖延和打折扣，决不允许自行其是；确保社保费现有征收政策稳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严令：“必须按照国务院明确的‘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已定部署，确保社保现有征收政策稳定，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绝不允许擅自调整。对历史形成的社保费征缴参差不齐等问题，严禁自行集中清缴。”无论如何不能增加企业负担，影响企业和市场预期。

社保“原罪”？

高层如此密集的表态，源自当前的税费改革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最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国务院的部署，从2018年10月1日起，个税起征点由3500元提高到5000元并适用新税率表，并首次增加了6项专项附加扣除，明确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普通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支出扣除后再计算纳税额。

个人所得税的上述调整会带来减税，但近期社保将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的信息，却引发了市场对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将下滑的担忧和恐慌。

8月23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江苏小企业成为了新闻焦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发布行政裁定书，对于常州裕华玻璃有限公司10年间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准予强制执行，共计180万元。

而裕华玻璃公司在此前两个多月已经因环保不达标而关停，工人们遣散回家。关停前，企业只有100多人。裕华玻璃的命运被赋予了“风向标”意味。因为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追缴，中国大多数企业或许都将成为下一个裕华玻璃。

为了减少社保费支出，长期以来，一些中国企业隐瞒实际工资，而按最低工资标准或基数下限缴纳社保，这几乎成为了一条强规则。但根据新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从2019年1月1日起，各项社保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由于税务部门掌握企业和个人收入信息，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保费后，将按照实际工资缴纳社保费，进而大大增加社保支出。并且，相比较于未来，如果按照裕华式的追溯“原罪”，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融资渠道受限、经营环境艰难的情况下，对中小企业而言是雪上加霜。

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压力尤其大。据有关测算，假定当前一个制造企业用工成本占总成本的30%，做到完全依法参保意味着缴费人数和缴费基数的上升，用工成本将大约上升30%，总成本大约上升10%。

在此情况下，国务院高层明确表态、直接发声，“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各地要一律保持现有征收政策不变”，一定程度上为消除市场的顾虑担忧释放积极信号，避免因为突击式、运动式的追缴社保引起企业更大的恐慌。一些税务部门已经撤回追缴通知。不少专家学者还建议进一步降低社保费率，以对冲冲社保缴费负担会增加的情况，也得到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积极回应，两次表示将“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

减税路在何方？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指出，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到2012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率差不多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如果算上土地出让金、预算外收入和社保收入等，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2015年，政府整个“宏观税负”收入加起来大致增加了44.6倍。除了企业的总税率高之外，中国企业所交的劳动、社保与利润的比例在世界上也差不多是最重的，占利润的29.3%，在189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排188位，世界倒数第二。

今年3月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政府全年要为个人和企业减税8000亿元，但是国内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都在今年上半年实现快速增长，税收收入也以超出名义GDP同比4个百分点高速增长。仅降低个人所得税征缴，还远未能满足市场的要求，关于大规模减税的呼声越来越高。

韦森认为，虽然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负债不断增加，但政府的财政存款同时也在不断攀高，尤其是积压在央行国库中的库底资金在增加。除了政府行政部门外，各机关团体的存款也在不断攀高。至2018年7月30日，中国政府的财政存款仍在4.5万亿元左右，机关团体存款则达到了28.3万亿元，两项加起来达到了32.8万亿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的确是有减税空间的。

韦森指出，要真正实现减税，就要考虑降低增值税税率、企业所得税和其他税收的税率。此外还要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要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并考虑真正降低社保交付比例。

华创证券的研究报告认为，未来减税可以将增值税取消10%档税率，16%的标准税率亦有小幅下调空间。短期宏观调控需要方面，增值税作为中国税收收入占比39%的第一大税种，减税效果最具普适性；并且由于其税基是消费，减增值税有利于中低收入者。中国目前实行的3档税率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偏高。欧盟和OECD 国家基本上实行1-2档低税率；拉美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多数实行1档低税率甚至不实行低税率。中国16%标准税率加上6%和10%两档低税率的3档结构，有进一步减档的空间。

此外，企业所得税率有小幅下调空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有望进一步提高，但空间并不大。企业承担的社保费率有下调空间，但同样下降空间不大。与国际主要国家比较，中国企业承担的社保支出压力加大，社保缴费率偏高。由于“未富先老”的现实约束，人口老龄化的提速，未来企业承担的实际社保负担，从长期来看几乎难有压降的空间。

减税降费，不仅仅是基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应对之举，从长远来看更是必须跨过的改革深水区。平安证券认为，中国当前面临两大主要风险，一是房地产泡沫风险，二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追根溯源，其症结都在财税。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出现了严重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截止到2016年，地方政府以54.7%的财权收入承担了85.4%的事权支出，中央政府以45.4%的财权收入仅承担14.6%的事权支出。这导致了在过去数十年，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其他手段进行“开源”：一是卖地收入，二是通过融资平台的借债收入。前者形成了“土地财政”，是持续推升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根本因素之一，也是多年来房地产调控重需求、轻供给的主要原因。而后者则是造成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急剧膨胀的历史原因。

在9月16日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上，作为高层经济决策重要智囊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表示，过去主要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地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还要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等。

【本刊特约撰稿人 马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