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2日，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塞总统萨勒移交了一把“金钥匙”——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正式启用。摔跤场内，长达200多米的钢罩棚宛如摔跤冠军佩戴的“金腰带”，横跨在场馆上方。

“西非之角”接过“金钥匙”

这个摔跤场总投资2.9亿元，建筑面积达1.8万平方米，可容纳2万名观众。这是中国在塞内加尔规模最大的援助项目，也是非洲第一座现代化摔跤场。

在位于“西非之角”的塞内加尔，竞技摔跤被誉为“国粹”，但长期以来，该国连一座像样的摔跤场也没有。应塞方要求，中国于2014年同意援建一座现代化的竞技摔跤场，2016年5月正式开工，2018年5月底完工。

项目选址在一片充满泥泞、杂草丛生的沼泽地，非洲多雨，地下水位高，很容易引起基坑坍塌，建筑物本身异型构件多、钢罩棚跨度大。中国施工企业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从国内调配了大批的人员和物资，才确保了顺利交工。不止摔跤场，在达喀尔，从国家大剧院到黑人文明博物馆，从儿童医院到体育健身公园，许多抢眼的地标性建筑，都是由中国援建。

在更大的范围，放眼非洲大陆，从北非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歌剧院，到位于东非埃塞俄比亚的非盟总部会议中心；从西非喀麦隆首都雅恩德的会议大厦，到莫桑比克的国家体育场；从非洲西北海岸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的友谊港，到中部内陆卢旺达的马萨卡医院，再到横穿东南部的坦赞铁路……这些中国援建的项目，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同时期，包括了学校、医院、铁路、港口、机场、文化、体育等不同领域，遍布非洲的各个角落。许多项目都是当地的“第一”和“之最”，有些刚刚投入使用，有些则在经历了风雨洗刷之后铅华褪去。

这，堪称是新中国68年援外史最为浓缩集中的一个剪影。

革命输出

2016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披露，60多年来，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中国共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各类人员1200多万人次，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当中700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指出，中国援外工作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年至1978年间革命与建设经验的转移，其背景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破产。第一件大事就是抗美援朝，而后在军事、物资和经济建设领域援助朝鲜、蒙古、越南。万隆会议后，扩大到非洲。在革命方面，支持整个非洲的独立运动，对非洲国家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进行军事培训。在建设方面，农业合作化和国营农场成为援非农业的主要形式。第二阶段是1978年到2000年间改革与开放经验的转移。在思路方法上承续了革命与建设时期，也就是将中国正在发生的改革经验直接转移。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中国将自身的经济增长方式传向世界，这种方式的核心是基础设施建设，其标志性表述是“要致富，先修路”。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十分之一。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名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华，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8万亿。

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技术援助议定书，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政府自由使用，中国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援外规模进一步扩大。1959年到1960年，中国国内很多人饿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大饥荒的1961年，中国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

1966年7月29日，中国与巴基斯坦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就提供了4笔无偿援助，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再次无偿援助1亿元。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主动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1970年代，中国又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拉丁美洲国家签订了援助协定。

1972年，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973年更达到57.98亿元，占比7.2％，是对外援助支出占比最大的一年。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现汇。几乎全部是无偿援助。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中国还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

这种“革命援助”，不可避免会在国内引发质疑和异议。当时主管对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就是其中之一。特别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王稼祥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之后，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王稼祥提出：为了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的方针；对外经济援助，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但王稼祥的建议，与毛泽东的对外方针截然相反。毛泽东历来主张中国革命胜利后，支援世界革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王稼祥，撤销了其中联部部长职务。王稼祥后来持续遭到严厉批判。

事实上，中国坚持支援世界革命的立场一直都是公开的。毛泽东1975年7月就曾对泰国总理克立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

从坦赞铁路到“抬进联合国”

2016年10月20日，中国援建的阿尔及尔歌剧院落成揭幕。该项目占地面积４公顷，是阿尔及尔目前条件最好的演出场所。阿总统布特弗利卡与总理、议长等要员全部出席。布特弗利卡在仪式上表示，感谢中国政府馈赠的这个“礼物”，并回顾了自上个世纪以来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长久友谊。

阿尔及利亚是接受中国援助较多的非洲国家之一。1963年，中国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就是派往阿尔及利亚。在缺医少药的落后艰苦地区，援外医疗队员治愈了当地大量常见病、多发病。

中国的援助也得到了不少回报。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该决议草案就是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等23个国家共同提出。这些国家全部是中国的受援国。因此，人们常说，是这些亚非拉国家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在此前一年，坦赞铁路刚刚开工。这是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赞铁路是一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全长1860.5公里。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工程勘察于1968年5月开始，1970年10月开工，1975年6月全线通车，1976年7月正式移交坦赞铁路局运营管理。工程共耗费约5亿美元，实际造价一增再增。移交后，中国政府继续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共提供了10亿多元人民币无息贷款，用于设备维修更新。

坦赞铁路设计运输能力为200万吨。1977年，即移交后的第二年，曾完成了127万吨的年货运量。但这已是历史上的最高峰了。1983至1986年度，年均货运量还能保持在100万吨。1986年以后，随着汽车货运的兴起，坦赞铁路运量逐年下降，最低时年仅37万吨。此时，中国调整对外开放战略，与西方的合作摆在优先位置，对非工作的政治因素下降。1986年后，中国专家人数逐渐减少，性质也从全面指导变成咨询。

目前，坦赞铁路所拥有的1853节货运列车车厢中，只有约一半还在正常运行，其余都因年久失修而无法使用。2009至2010年运输年度只完成了52.3万吨。坦桑尼亚当地报纸曾形容铁路“在破产的边缘”。2011年，中方以“基于目前坦赞铁路在经营中存在很多困难”及“中非间的传统友谊”，免除援建坦赞铁路50%的债务。昔日政治挂帅的“奇迹”，最终未能抵挡市场经济的洗刷。

“龙的礼物”

文革以后，援外工作也迎来拨乱反正。中国停止了对世界革命的援助。例如，邓小平采纳了李光耀的意见，中断了同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停止了对他们的各种援助，关闭马、泰共在中国的广播电台，撤出为缅共创建的解放区中的中方人员等。全面终止了对越南的援助，也单方面废除了一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协定。整个援外规模也从1970年代最高时占财政支出7%左右，降到不足1%。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十三大起放弃了“国际主义”的口号。

随着改革开放推进，中国调整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布局、结构和领域，由过去单纯提供援助，发展为代管经营、租赁经营和合资经营等多种形式的技术和管理合作。

中国援外资金主要有三种类型：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2010年至2012年为893.4亿元，三种占比分别为36.2%、8.1%、55.7%。其中，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资金在国家财政项下支出，优惠贷款由中国政府指定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外提供，贷款利率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利息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

无偿援助重点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中小型社会福利项目、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物资援助、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无息贷款主要用于建设社会公共设施和民生项目。优惠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生产型项目、大中型基础设施项目，如交通、通讯、电力、石油、矿产开发等。

就国别分布而言，2010年至2012年，中国共向121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其中亚洲地区30国，非洲地区51国，大洋洲地区9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9国，欧洲地区12国。非洲占了51.8%。亚洲和非洲作为贫困人口最多的两个地区，接受了中国80％左右的援助。非洲国家将中国的援助，形象地称为“龙的礼物”。

中国对外援助主要有8种方式，包括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其中，成套项目是中国最主要的对外援助方式，目前占对外援助财政支出的40％左右。主要是通过提供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帮助受援国建设生产和民用领域的工程项目。中方负责项目考察、勘察、设计和施工，提供设备、建筑材料，派遣工程技术人员，项目竣工后移交受援国使用。

并未驶远的“马其顿校车”

8种援外方式中，遭受了较多的质疑的债务减免，是占比较大的一种。债务减免是指中国免除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华到期政府债务。对于受援国对华政府债务，中国政府从不施加还款压力。

2000年至2010年，中国先后6次宣布免除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截至2009年底，免除到期债务380笔，金额达255.8亿元人民币。2010至2012年又免除喀麦隆、马里、苏丹等9国共14.2亿元人民币债务。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时，中国再度免除非洲有关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无息贷款债务。

对此，公众的质疑在于，这动辄数百亿的资金，都是国内老百姓的血汗钱，而且国内尚有如此多的贫困人口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的难题和资金缺口。老百姓并不反对力所能及地帮助其他国家，然而对于援外实际效果和度的把握，是否经过了科学的评估？

非洲的加蓬、莫桑比克等几十个国家最好的体育场馆，几乎都由中国援建。中国为加蓬援建的四万人体育场，是2012年非洲杯足球赛的主场馆。以至于国际奥会前主席萨马兰奇曾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在中国的援外分布上，欧洲国家只占1.7%，是比例最小的，主要是中东欧、巴尔干地区一些欠发达国家。然而就是这1.7%，曾引爆了近些年来对中国外援的最大质疑。

2011年11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布新闻通报，25日，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项目交接仪式在马总理府举行。中国驻马大使崔志伟将援助校车交付马副总理阿里菲。崔志伟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一直对外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方已先后向马方提供了人员培训、学校改建、电脑物资等多个援助项目，为马其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此次援马校车将进一步改善马学生的学习环境，体现了中方对中马关系的高度重视。

如果不是此前十天的一场车祸，这个小型的交付仪式丝毫不会引发中国人关注。但此新闻在网络中瞬间引起轩然大波，被千夫所指。当月16日，甘肃正宁县一辆幼儿园校车与卡车相撞，造成21人死亡，其中19人为幼儿。发生事故的校车核载9人，实载64人。

一边是国内孩子恶劣的求学条件，一边是阔绰的对外捐赠，自然引发了国人的愤怒。在有关“中国向马其顿援助校车”的网络投票中，赞成者仅占3%，持就事论事的中间立场者约占6%，反对者占91%。

在2011年世界人均收入榜上，马其顿人均收入4520美元，排世界第89位，而中国以4260美元排94位。马其顿全国普及９年制义务教育，所有教育全部免收学费，教育经费占GDP的５%。中国2010年教育经费占GDP的3.15%，远未达到4.9%的世界平均水准。

众多媒体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也可以投射出中国人的“援外观”。中国人并不反对援外，但在“兼济天下”时，不应忽视本国国民也是天下的一员。国家兼济了马其顿的孩子、非洲的儿童，但不应令本国的孩子成为被忽略的弃儿。国家给非洲国家建设公路、供水设施、学校、医院、校车，但中国孩子还挤在破旧的三轮车上，还要攀爬悬崖上的天梯，还要忍受“病无所医”“因病返贫”的煎熬。面对国内大量民生短板而对外慷慨解囊，于国家伦理和公众情感而言，都难以服众。

民众对捐赠马其顿校车、对大手笔减免债务有情绪，正是源自这种被忽视感和被遗弃感。虽然事件已经过去了7年，但“马其顿校车”其实并未驶远，依然是中国人讨论援外话题时绕不过去的心结。

外援是“打肿脸充胖子”？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扩张，对外援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援外资金保持快速增长，2004年至2009年平均年增长率为29.4％。与此同时，“新殖民主义”“打肿脸充胖子”“冤大头”的论调不绝于耳。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AidData）项目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对外经济援助领域正在赶超美国，并有望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发展中国家获得赠款和贷款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在截至2014年的过去15年时间里，中国在非洲、亚洲和其他地区提供了大约3544亿美元的贷款，而同期美国为3946亿美元。报告指出，这个发展与中国所拥有的全球经济大国的身份相符，但中国提供的大部分物资援助都与自身经济利益相关，对受助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也受到西方批评。西方的援助通常要明确的政治条件，但这被认为是倒逼受援助国家加快现代化转型进步的压力。而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往往助长一些非洲国家内部的独裁、内战、腐败。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指出，西方对外援助的社会文化逻辑，带有强烈的基督教拯救意识形态。所以西方的援助带有附加条件，如改革政治和社会制度、打击腐败、改善人权状况，试图将西方自身的一整套价值观念移植到非洲社会。另一方面，西方往往信奉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在援助的过程中依托国家实力，主导受援国政治议程，从而获得利益回报。

李小云指出，中国的援助有别于西方系统性的制度变革要求，一切围绕“技术”展开，不干预受援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国信奉“礼尚往来”的文化逻辑，以一种“送礼”的平等姿态进行，并不以改造受援国政治和社会体制为目的。在社会文化逻辑之外，对外援助还有另一套政治经济逻辑，即互利互惠的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并非要求即时的回报，而是寻求“礼在今天，利在明天”的双赢与效益最大化。既无拯救非洲的道德冲动，也没有控制非洲的现实野心，“礼尚往来”和“互利互惠”加起来，就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逻辑。从长远看，中国对外援助也获得相当的回报，在国际政治的许多关键时刻，受援国都对中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冤大头”“打肿脸充胖子”的非议站不住脚。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输血”也在逐渐变得理性，而不是有求必应。2014年8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发的题为《中国没有给穆加贝开空白支票》的文章称，90岁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前一天结束了中国之行，他没有从北京那里争取到能够让津巴布韦经济维持下去的无条件支持。这一迹象表明，中国现在不愿意盲目出钱，哪怕对方是它最亲密的非洲盟友。

津巴布韦媒体报导说，穆加贝原本希望得到100亿美元的一揽子财政援助。结果他拿到了20亿美元的协定，内容是建设煤矿、铁路、水坝、电信系统等项目。而且津巴布韦必须用今后的矿业税收来为偿还中国贷款提供担保。北京特别注意让这笔钱用于既定目的，因为此前的贷款后来都被挪作它用。

2010年至2012年间，中国的对外援助中有一半以上流向了非洲。津巴布韦是受益国之一，中国在该国的投资不断增加。拥有商业头脑的中国政府会寻求切实的经济回报。中国在津巴布韦的钻石和铬铁矿等行业有投资，对铂金等矿产也有兴趣。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为，中国通过没有附加条件的协议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建立关系并获取经济回报。但是，它的敞开钱包政策也是有限度的。中国在与其他经济不稳定的政治盟友打交道时，也采取了类似的谨慎策略。比如在向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提供贷款时，用这两个国家的石油出口收入作为担保。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王成安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攻坚阶段，更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对外援助作为国家的一项战略性支出，在发展和巩固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友谊、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

中国军校走出非洲“国父”

2017年11月24日，津巴布韦新任总统姆南加古瓦宣誓就职，结束了穆加贝长达37年的独裁统治。姆南加古瓦在1960年代投身独立运动的洪流。1963年，年仅17岁的姆南加古瓦作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青年领袖之一，第一批被派往中国进行军事训练。

这一经历对他影响颇深， 2009年他以国防部长身份率团访华时曾说：“我很爱北京，因为在那里我接受了军事培训，我的军事知识都来自那里。今天我能够坐在这里，多亏了我在北京的经历。”

姆南加古瓦并非个案。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刚果（金）总统卡比拉、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等外国元首都有在华学习的经历。

作为解放军对外开放的视窗，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每年都承担数十个国家百余名军事留学生的培训任务，先后为100多个国家培养3300多名军事留学生。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外国学员中，已经出了5位总统、1位副总统、1位总理、8位国防部长。

努乔马1929年生于纳米比亚的一个工人家庭，参与创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后来成为主席。1964年，35岁的努乔马第一次来到中国，进入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国领导武装斗争。中国提供了大量物资和装备，并提供军事专家帮助训练军队。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努乔马当选为首任总统，并连任至2005年，被国民誉为“国父”。

得益于这种关系，当中国发展载人航天工程需要建立全球测控网时，得到了纳米比亚的积极协助。努乔马亲自推动，破例批准中方可先动工建站，再谈有关地皮事宜。2001年7月，纳米比亚站落成后，为神舟三号、四号、五号飞船任务的成功，提供了准确测控。纳米比亚测控站，令中国首次拥有了在南半球的固定测控站，对飞越南半球的航天器有很大意义。

“鸡肋”还是“香饽饽”？

有评论说：“非洲只有一个地方没有中国的铁路项目，那就是撒哈拉沙漠。”从地中海沿岸的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到红海、亚丁湾沿岸的埃及、苏丹、吉布提；从大西洋沿岸的安哥拉、尼日利亚，到印度洋沿岸的肯尼亚、坦桑尼亚。这为疏解中国国内过剩产能，布局国际市场，提供了支持。

2018年5月31日，蒙内铁路迎来通车一周年。蒙内铁路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比和港口蒙巴萨，全长480公里，是中国帮助肯尼亚修建的一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的标轨铁路，也是肯尼亚独立以来的最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此之前，这个东非国家只有一条英国人于1901年修建的旧铁路。

在肯尼亚以北，连接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的亚吉铁路自今年1月开始商业运营以来，已经成为一条重要的运输大通道，将数天的货物运转周期压缩至数小时。这是非洲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制造、中国运营”建设的跨国电气化铁路，全长752.7公里，时速120公里。连列车服务员端茶倒水的姿势，都是中国直接过去培训的。

这些铁路，未来将打通构筑起东非铁路网。作为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港是连接东非地区和印度洋的重要交通枢纽，吉布提则扼守亚丁湾至红海的咽喉要道。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中国的全球利益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就落户吉布提，亦与援外工作密不可分。

另一个直接影响是中非经贸合作的增长。2014年中非贸易总额和中国对非洲非金融类投资存量分别是2000年的22倍和60倍。麦肯锡的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参与非洲经济的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此前，在非洲投资兴业的中国企业超过1万家，其中90%左右是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中三分之一是制造业企业。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在《非洲投资吸引力报告》中指出，2005年以来，中国已经在非洲投资了293个项目，投资金额高达664亿美元。

非洲电力市场的巨大潜力、技术和设备上的潜在需求，为中非产能合作开拓了广阔空间。中国企业抢抓“一带一路”倡议和非洲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新机遇，一批重大电源项目相继签约实施。

在非洲人口第一大国尼日利亚，葛洲坝集团牵头的联营体中标蒙贝拉水电站，合同总额57.92亿美元，刷新了中资企业在海外承建最大规模水电站的纪录。由中企设计的安哥拉索约燃气联合循环电站，是非洲目前装机最大的燃气电站。此外还有尼日尔坎大吉水电站、加纳安所固电厂、南苏丹上尼罗河州布罗驰电站、科特迪瓦阿比让125兆瓦太阳能电站、埃及EETC50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等，这让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电力网络占据了重要份额。甚至有西方企业担心，“非洲的电灯开关掌握在了中国人手中”。

从纸币到“大白象”

中国援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即与两岸外交争夺战有密切关系。上世纪90年代，通过援外外交，台湾一度与布基纳法索、乍得、冈比亚、圣多美及普林西比岛、塞内加尔、中非、几内亚比绍等国“建交”，在非洲的“邦交国”达到两位数。但1998年后，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如今在非洲只剩下斯威士兰一个“友邦”。

马拉维曾是台湾“邦交国”之一，2007年与台湾“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马建交后，中国加大了援建力度，兴建了一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中国企业把订单农业复制到当地棉花产业，中国的医疗成果帮助当地人摆脱疟疾噩梦。

马拉维面额200克瓦查（1元人民币约合105克瓦查）纸币上的主图就是中国援建的2010年投入使用的新议会大厦。中国援建的马拉维科技大学也被印在面额2000克瓦查的纸币上。台湾人当年修的小亭子，现在在中国援建的国际会议中心的一个角落里，成为两岸外交争夺战的一个耐人寻味的见证。

马拉维人多地少，玉米是家家户户的主粮。此前，台湾曾帮助在马拉维湖畔种植当地人很少食用的水稻。2008年3月马拉维总统访华时，提出由中国企业在马建设棉花加工企业，将棉花种植加工业作为国家主要发展方向。如今，来自山东的一家公司给马拉维引进新的棉花生产模式，棉花成为马拉维出口物资之一。

在纸币上印中国援建项目，并不止马拉维一国。2015年在南非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15周年成果图片展上，曾展出了一张纸币。非洲干旱缺水，电力匮乏，中国同几内亚合作建设了一个水电站项目。为表达不忘中国情义，几内亚政府特意把水电站图像印在了纸币上。

中国公司援建的隧道被印在斯里兰卡新版1000卢比纸币上。2009年剿灭猛虎组织后，斯里兰卡政府将经济重建摆上重要日程，中国也是在那一年超过日本成为该国第一大援助国。中国在当地建设了大批基础设施。建造汉班托特港的中国港湾公司还负责修建斯里兰卡刚波拉至努沃勒埃利耶路网改造项目。1000元卢比纸币上就是其中的Ramboda Pass隧道，也是该国首条公路隧道。

但在汉班托特港附近的马特拉-拉贾派克萨国际机场，却折射出援外的另一种问题，那就是未充分经市场论证、与坦赞铁路类似的“大白象工程”。斯里兰卡原本只有首都科伦坡一座国际机场。援建的机场是斯里兰卡第二座国际机场，2012年启用，建设标准是最高等级的，能降落空客A380等大型客机。

在机场运行剪彩的时候，斯里兰卡时任总统拉贾派克萨乘坐总统专机降落在这个机场，也成为机场接待的第一位乘客。当时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个机场。某种程度上，这是他的政绩工程。而当斯里兰卡政府换届后，新一届政府对交通民航管理部门进行了更迭，并将多数航班重新转移至科伦坡机场。此前，有14家航空公司的班机起降，但是如今只剩迪拜-汉班托塔的一个航班。
【本刊特约撰稿人 马浩亮】